性別一直以來被認為是影響諾獎評定的一個重要因素。表4顯示了各單項獎上的性別分布。

表4 1901—2014年間男女性獲獎者分布

單位：人

*不包括獲得和平獎的25個組織機構。

在20世紀前20年里（1901—1920年），有4名女性（4.1%）獲得了諾獎。在過去20年里（1994—2014年），有20位女性（9.2%）獲得了諾獎。2009年創(chuàng)下了紀錄，13名獲獎者中有5名是女性。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在2011年，三位卓越的女性，利比里亞的埃倫·約翰遜·瑟利夫、萊伊曼·古博薇和也門的塔瓦庫·卡曼一起獲得了和平獎。

諾獎獲獎者中的性別不平衡在多大程度上是由故意歧視造成的？莎倫·伯奇·麥格雷尼對科學領域的女性獲獎者進行了研究：

很多女性獲獎者都面臨巨大的障礙。她們只能使用地下室的實驗室和閣樓上的辦公室，爬到家具后面參加科學講座。在美國，她們在大學里無償義務工作了幾十年—一直到20世紀70年代。科學本該是堅韌、嚴苛和理性的；女性本該是柔軟、虛弱和不理性的。因此，女性科學家在本質上是不同尋常的存在。

20世紀初，女性在大學中處于弱勢地位，這種情況在德國尤甚。1924年，德國女大學生的比例不到10%；女性主要在進修學校接受中學后教育。在法國，盡管瑪麗·居里兩度獲得諾貝爾獎，并在索邦大學擔任教授，但她從未入選法國科學院。

美國女性的處境也不甚理想。芭芭拉·麥克林托克[52]遭到了密蘇里大學非常不友好地對待，以至于她放棄了大學的環(huán)境，職業(yè)生涯的剩余時間都在長島的冷泉港實驗室度過。

[52] 芭芭拉·麥克林托克（Barbara McClintock）：1983年生理學或醫(yī)學獎得主。

格特魯德·埃利恩（1988年生理學或醫(yī)學獎得主）談到她在大蕭條時期試圖找到在實驗室工作的經歷：

無論我去哪兒，在大蕭條時期，都沒有那么多工作機會，就算有，他們也沒有任何理由雇傭一個女人。他們會面試我很長時間，但隨后他們會說，“嗯，我們覺得你是實驗室里的一個干擾因素”。嗯，我想可能19歲的我很可愛，但我無法想象我會是一個干擾因素。

卡爾·科里[53]35歲就成為華盛頓大學的正教授；他的妻子和合作者格蒂[54]在研究助理的職位上待了13年。只有在戰(zhàn)時科學家短缺時，她才在1944年被任命為副教授。1947年科里夫婦共同獲得了諾貝爾獎。

[53] 卡爾·科里（Carl Cori）：1947年生理學或醫(yī)學獎得主。

[54] 格蒂（Gerty）：1947年生理學或醫(yī)學獎得主。

瑪麗亞·格佩特·梅耶（1963年物理學獎得主）一直作為“志愿教授”在芝加哥大學工作了很多年。她的丈夫是華盛頓大學的教授，反裙帶規(guī)則禁止大學同時雇傭夫妻雙方。在完成諾獎研究10年后，53歲的她才獲得了一個定期、全職、帶薪的大學教職。

很多本該獲獎的女性遭到了諾獎的歧視。莉澤·邁特納在核裂變方面做了許多工作，但憑此獲得諾貝爾獎的卻是奧托·哈恩[55]。約瑟琳·貝爾·伯奈爾本應該與安東尼·休伊什[56]一起獲獎，因為正是她發(fā)現了讓休伊什榮耀加身的脈沖星。

[55] 奧托·哈恩（Otto Hahn）：1944年物理學獎得主。

[56] 安東尼·休伊什（Anthony Hewish）：1974年物理學獎得主。

羅莎琳·雅洛（1977年生理學或醫(yī)學獎得主）說：

即使是現在，女性也必須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獲得和男性同樣程度的成功……歧視帶來的麻煩不是歧視本身，而是被歧視的人認為自己低人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