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由布魯克–拉平制片公司（BrookLapping）制作、英國廣播公司播出的4集電視紀錄片《普京、俄羅斯和西方》中擔任首席顧問。我的這本書部分來自我在此期間的工作經(jīng)歷。為了拍攝這部紀錄片，我們不僅在俄羅斯，而且在美國、英國、法國、德國、烏克蘭和格魯吉亞采訪了眾多高層人士，時間長達幾百小時。這些原始的采訪資料使我對很多從前報道過的事件有了新的認識，也是本書的核心內容。

過去3年里，我任普京新聞秘書德米特里·佩斯科夫的顧問，本書的有些內容來自這段個人經(jīng)歷，尤其是第九章。2006年，克里姆林宮決定聘用紐約的一家公關公司凱旋公關（Ketchum）和總部設在布魯塞爾的合伙公司GPlus時，我沒有料到我會偏離自己的記者職業(yè)。凱旋公關和GPlus內部均沒有熟悉俄羅斯的人，突然間它們需要這么一個人，于是給了我這份工作。當時我報道歐盟事務已經(jīng)8年，想到能再次深入俄羅斯社會，我覺得這份工作不無吸引力。我學過并教過俄語，在莫斯科做過筆譯，在英國廣播公司監(jiān)聽部工作過，做過《星期日泰晤士報》駐莫斯科記者，日后又轉到英國廣播公司。

我過去的經(jīng)歷中，曾有過一個激動人心的瞬間，令我更難拒絕這份送上門來的工作。1989年，普京仍是一名派駐德累斯頓的克格勃特工時，他的上司為了報復撒切爾夫人，下令驅除在英國的蘇聯(lián)間諜，也將我驅除出蘇聯(lián)。我當時任《星期日泰晤士報》記者，是被驅除出境的8名外交官和3名記者中的一個。這是冷戰(zhàn)時期最后一次最大的間諜丑聞。我不禁想，作為普京的顧問重返莫斯科該是何等的諷刺！我接受了這份工作，成了克里姆林宮的一位媒體顧問，工作地點在布魯塞爾，但定期往返于布魯塞爾和莫斯科之間。全球范圍內這批人的人數(shù)在20~30左右，我是其中之一，而且是唯一一個全職顧問。我與佩斯科夫和他手下的人員混得很熟，雖然他們始終對我存有戒心，但在那些歲月里，我恐怕是最接近俄羅斯權力中心的外國人了。我講述的2006~2009年間的事情，基本上源自我個人的所見所聞。

作為克里姆林宮的媒體顧問，我們的首要工作是勸說他們對報界開放。一個簡單的前提是：你說得越多，表達自己觀點的機會越多。俄羅斯的政界人士對這一觀點極為抵觸。我離開公關一行、重操記者舊業(yè)后很久，他們一如往日。我參與制作英國廣播公司的這套節(jié)目時，發(fā)現(xiàn)了這一點。勸說俄羅斯的高層政客接受采訪難上加難，幾位關鍵人物干脆拒絕接受采訪。其他人同意接受采訪，但此前他們的部屬百般阻撓。他們似乎不愿意甚至是害怕把我們的請求轉達給自己的上司，梅德韋杰夫總統(tǒng)的發(fā)言人納塔利婭·季馬科娃干脆把我們拒之門外。有意思的是，在蘇聯(lián)解體前夕，我參與制作英國廣播公司的《第二次俄國革命》節(jié)目時，見到克里姆林宮的頭號領導人反倒比現(xiàn)在還容易些。臨近2012年總統(tǒng)選舉的一年里，隨著政治前景越來越不明朗，我們的工作也愈加難做。整個政府機構陷入停頓，普京和他的總統(tǒng)梅德韋杰夫不肯透露兩人中誰會競選連任。我們突然發(fā)現(xiàn)，原先答應過的采訪又被取消了。顯然，在局勢變幻不定的時候，謹慎的政客和政府官員不敢拋頭露面。

盡管如此，為拍攝這一電視系列片以及我寫的這本書，我們還是采訪到了100多位人士（其中一些人不愿透露姓名），包括8個國家的政府首腦、外交部長和高級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