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一個夏天，沈從文都在熊公館的書海里徜徉，還在兩個大書箱中發(fā)現(xiàn)了一大套林紓用文言翻譯的西方小說和狄更斯的《賊史》、《冰雪因緣》、《滑稽外史》、《塊肉余生述》等。他就坐在院子中的花架邊臺階上讀完了它們，從中受到不少教育也受到很多鼓勵，因為他從故事中那些艱難掙扎的人物身上看見了自己。這一類的小說直接影響了他日后的創(chuàng)作，那就是更注重記述現(xiàn)象。有人不太喜歡他的小說瑣瑣碎碎、絮絮叨叨，細枝末節(jié)地鋪陳現(xiàn)象，但他執(zhí)著于此，他坦言他“是個不想明白道理卻永遠為現(xiàn)象所傾心的人”（《從文自傳·女難》）。但這并不意味著他的作品只有“現(xiàn)象”而無“道理”，他最欣賞狄更斯把道理包含在現(xiàn)象中的本事。

在熊公館的右側，還有一個中級學校，叫“務實學堂”，梁啟超在那里主講過新學，蔡鍔、范源濂是名校友。沈從文也曾在那里的圖書室翻閱過《史記》、《漢書》和《大陸月報》等其他一些雜志。他對書的喜好，對書里的故事的癡迷都預示著他日后從文是一種必然。我們原本以為找到熊希齡公館或務實學堂的遺址便能找到沈從文舊居，但公館和學堂都已不復存在。

若想了解熊公館，必讀沈從文的《芷江縣里的熊公館》。他既詳細描繪了熊公館的陳設——三進三院、門廊、天井、正屋、大廳，還有客廳里的名人字畫：清畫家沈銓畫的仙猿蟠桃、章太炎和譚組庵的祝壽詩、大總統(tǒng)黎元洪“有子今人杰宜年世女宗”的壽聯(lián)等；也一一刻畫了熊家的人，“心慈”的熊老太太、“心胸俊邁不群”的四老爺、“性情也瀟灑利落”的四太太、“為人忠恕淳厚”的七老爺、“守老太太家風的七太太”。

在他的筆下，熊公館是精致奢華的，生活富足得不能不令底層貧民羨慕嫉妒——僅倉庫就有兩個，一儲糧食，一存雜物，所謂雜物，是金華火腿、廣東燒臘、美國牛奶、山西汾酒、日本小泥人、云南冬蟲草、熊掌等百十種，但熊公館里的老爺太太們是“勤儉治生，自奉極薄，待下復忠厚寬和，人緣甚好”的。由黎元洪的那幅五言壽聯(lián)說開去，沈從文說他最愜意“今人杰”三個字，從中他“見出人格的素樸和單純，悲憫與博大，遠見和深思”，更認為“這種人杰是國家進步永遠不可少”。他羅列熊家數(shù)量龐大質量上乘的豐厚物資時，腦子里沒有閃現(xiàn)出“侵吞”、“剝削”等政治詞匯，相反，他說琳瑯滿目的那些東西“頂有趣味”。這是他習慣在看一切事物時從不把“社會價值攙和進去來估定愛憎”的結果，但這不能不令亂世下掙扎于貧困線上的窮人極感不滿。他對熊家人極盡贊頌，或只出于他的個人真實感受，但不能不令階級觀念深重的人厭惡。不滿和厭惡，“左翼”的馮乃超便是其一。

在《略評沈從文的“熊公館”》里，馮乃超不無尖刻地說他在沈從文的文章中看見了中國文學的清客文丐的傳統(tǒng)，他毫不客氣地批評沈從文不惜筆墨“替一代一代的封建王朝，歌功頌德，粉飾太平”，他尖銳地把沈從文歸于“奴才主義者”、“地主階級的弄臣”的行列，更把《芷江縣的熊公館》提到“遮掩地主剝削農(nóng)民的生活現(xiàn)實，粉飾地主階級惡貫滿盈的血腥統(tǒng)治”的政治高度。他對這篇文章下的結論是“典型地主階級的文藝”、“最反動的文藝”。

沈從文對以熊希齡為代表的“地主階級”的贊美在1948年那特殊的年代下的確難逃“歌功頌德”的嫌疑，更觸動了很多“階級性”敏感的人的神經(jīng)。緊隨其后，郭沫若的一篇《斥反動文藝》把對沈從文的批判推向高潮。這讓他始料未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