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在1931—1933年間的蔣介石與1895—1898年間的康有為或梁啟超之間作比較并不恰當，因為前者的弟子們是政府軍校的畢業(yè)生，而非具有學位的文人。還有，煽動年輕人的狂熱無疑是受了當時意大利和德國的法西斯運動的影響。Wakeman，ARevisionistViewoftheNanjingDecade：ConfucianFascism，pp 172—176。關于納粹影響的圖片證據(jù)，見TheChinaPress中美于1936年奧林匹克的新聞報道。1936年1月30日，副刊。DooeumChung非常強調(diào)日本法西斯主義在中國對這些右翼分子的影響。Chung，ElitistFascism，p 3。劉健群在1931年國民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的一個全會上發(fā)行的一本小冊子里建議成立藍衣社。他寫道：“國民黨應當遵循意大利墨索里尼黑衫黨組織的榜樣，完全服從領袖的命令，并讓它的成員穿藍色衣衫作為他們意志的象征?！币訲ien，GovernmentandPoliticsinKuomintangChina，pp 55—56。1934年蔣介石授權發(fā)行一萬冊貝尼托·墨索里尼傳記的翻譯版。Godley，F(xiàn)ascismoenazionalismocinese。

盡管外人尤其是日本人能夠很快地把那些動員工作與外國法西斯背景聯(lián)系起來，但在運動中包含有一種很強的本國色彩。也許在羅伯特·帕克斯頓（RobertPaxton）勾畫的關于法西斯運動的“動員熱忱”的七種特點里，只有一點在黃埔領導的大會中存在：團體的首要任務，認為一個人的團體是個犧牲品的信念，對團體在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影響下頹廢的恐懼，用共同的信念和以暴力排斥異己而強化的兄弟結(jié)盟的方法來加強該團體的緊密團結(jié)性，強烈的歸屬感和認同感，永遠以男性為領導的自然權威性，以及暴力和意志的美。這最后一點并非主要的特點。Paxton，TheFiveStagesOfFascism，pp 6—7。在滕杰和賀衷寒的眼里，他們這種動員工作像上世紀末的改革派運動一樣，表明愛國領袖能夠組織青年“志士”聯(lián)合救國，以此引起大眾支持。這跟他們到底是CC派看中的平民學生還是以原黃埔軍校畢業(yè)生為骨干的軍事干部無關。蔣介石的兒子蔣經(jīng)國也在這段時期因成立了建國社而有功。惲逸群：《三十年見聞雜記》，第43頁。

后者已經(jīng)在黃埔同學會中形成一個核心。這個同學會繼承了已被解散了的孫文主義學會的反共傳統(tǒng)。孫文主義學會的主席原是蔣介石，其實際職權在秘書曾擴情手里。曾的職位后來由酆悌和賀衷寒繼任。鄧元忠：《三民主義力行社史》，第78頁。除了向成員們分配工作以外，它還鼓勵成立像“立志社”這一類的俱樂部。立志社的總部設在南京黃埔路上的一座清宮式的樓里，該社的名稱使人本能地想起16世紀哲學家王陽明強調(diào)行的教學。這類俱樂部既現(xiàn)代又具有傳統(tǒng)特點，既帶有西方或日本極端民族主義青年團體的色彩，又體現(xiàn)了帝制時代后期學院和社團中學者兼紳士的傳統(tǒng)。一個叫作“中德編譯學社”的社團在立志社內(nèi)部成立了。蕭作霖：《復興社述略》，第3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