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樣一種政治氣氛和輿論導向下，各地各部門紛紛開始制訂脫離實際的“躍進”計劃，確定高指標。

1978年后，“洋冒進”開始實施。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向各地各部門批轉下發(fā)了國家計委根據(jù)1977年11月24日至12月11日召開的全國計劃會議討論情況提出的《關于經濟計劃的匯報要點》和《1978年國民經濟計劃主要指標》。

《匯報要點》提出：在“五五”計劃的后三年，即1978年至1980年，農業(yè)每年以4%~5%的速度，工業(yè)每年以10%以上的速度持續(xù)地大步前進，為“六五”計劃大上做準備。在“六五”期間，即到1985年，糧食達到8000億斤，鋼產量達到6000萬噸，原油達到2.5億噸，煤炭達到9億噸，發(fā)電量達到5000億度。

前面提到過的新建和續(xù)建120個大型項目（包括30個大電站、8個大型煤炭基地、10個大油氣田、10個大鋼鐵基地、9個大有色金屬基地、10個大化纖廠、10個大石油化工廠、十幾個大化肥廠，以及新建續(xù)建6條鐵路干線和幾個大港口）的龐大的基本建設計劃，就是《匯報要點》要求下的高指標的產物。

《匯報要點》還設定：到2000年以前，中國全面實現(xiàn)農業(yè)、工業(yè)、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xiàn)代化。到那個時候，糧食總產量要達到1.3萬億至1.5萬億斤，鋼產量要達到1.3億至1.5億噸；農業(yè)將成為世界上第一個高產國家，許多省的工業(yè)水平將趕上和超過歐洲的某些工業(yè)發(fā)達國家。我國國民經濟將走在世界的前列。

按照這個建設方案，從1978年至1985年，全國的基建投資相當于過去28年的總和。

盡管上述計劃并未經過科學論證，嚴重脫離中國實際。但卻很快被提交全國人大五屆一次會議討論，并形成了《1979—1985年發(fā)展國民經濟十年規(guī)劃綱要（草案）》。華國鋒在五屆人大一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典型地表達了這種不顧實際情況的急躁冒進情結。“高速度”，是這次《政府工作報告》中出現(xiàn)頻率最高的一個詞。他多次強調，要從工業(yè)、農業(yè)、商業(yè)等各方面全方位地高速度發(fā)展國民經濟，他說：“要在本世紀內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的現(xiàn)代化強國，需要在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外交等各個方面，進行緊張的工作和斗爭，而高速度發(fā)展社會主義經濟，歸根到底具有決定性的意義?！?/p>

高指標的確定，在實際工作中起了助推器的作用，它不僅進一步助長了脫離實際的急躁冒進傾向，而且加劇了業(yè)已存在的國民經濟比例失調的狀況。

中國這艘大船要想揚帆遠航，必須事先做好休整的工作——調整國民經濟已經成為當務之急。

實際上，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在經濟工作方面提出的一些重大而明確的思路，就意味著重新調整國民經濟的序幕已經慢慢拉開。

重新進入中央核心領導層的陳云，上任以后最為關注的一項工作，就是如何使中國的國民經濟走向正常發(fā)展的軌道。面對計劃指標和投資能力、建設規(guī)模和綜合國力不相適應的尖銳矛盾，陳云更是憂心如焚。

1979年剛開年，一套緊急文件送到了陳云的案頭。那是《1979、1980兩年經濟計劃的安排（草案）》以及國務院關于下達這份經濟計劃安排的通知稿。文件是元旦這天由李先念送來的。李先念在送這份文件的同時，給華國鋒主席和鄧小平、陳云、汪東興三位副主席（另一位中央副主席葉劍英不在北京）寫了一封加急信。信中提到，在國務院系統(tǒng)，對這兩年的經濟計劃安排已經討論過多次，送交國務院通知的當天，李先念已找負責計劃工作的余秋里、谷牧、康世恩、房維中等人商議了一下，目前的這份通知和計劃安排草案，準備盡快發(fā)至縣團級。

李先念在信中強調：“為了節(jié)省時間，可重點看修改的地方（已用紅筆畫出）。”

首先拿到文件的陳云，不僅重點看了紅筆修改過的部分，而且從頭到尾仔細地看了一遍。

國務院的通知稿中點明了一個問題，即要完成國家計委擬下達的經濟計劃，在物質上仍有一些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