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注意，陳伯達說的不是悄悄話，而是“當眾向彭德懷說”。聽見這話的，不只是彭德懷，而是“眾”人。

九天之后，事情急轉(zhuǎn)直下，如《彭德懷自述》：

7月23日上午，主席在大會上講話，從高度原則上批判了那封信，說它是一個右傾機會主義的綱領(lǐng)，是有計劃的、有組織的、有目的的。并且指出我犯了軍閥主義、大國主義和幾次路線上的錯誤。聽了主席的講話，當時很難用言語形容出我沉重的心情?；氐阶∷院?，反復思索主席的講話，再衡量自己的主觀愿望與動機，怎么也是想不通。當時抵觸情緒很大。

也就在這天下午，發(fā)生了李銳所描述的一幕：陳伯達、吳冷西、田家英和他默默地沿山路漫步，默默地各自回去……

陳伯達處于提心吊膽之中。因為毛澤東對彭德懷的批判，調(diào)子很高，已經(jīng)把彭德懷與高崗、饒漱石相提并論，何況毛澤東在講話中，又提及了鄭州會議，提及政治經(jīng)濟學，甚至提及了人民公社的“發(fā)明之權(quán)”……陳伯達又一次處于岌岌可危的懸崖邊緣！

毛澤東的一句話，點穿了急轉(zhuǎn)彎的原因：“現(xiàn)在不是反‘左’而是反右……反了幾個月的‘左’傾，右傾必然出來！”

“理論家”顯然慢了一拍：在毛澤東反“左”時，他還在那里鼓吹“左”，所以挨批；這一回，毛澤東反右了，他又跟“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站在一起！

走筆至此，筆者愿為陳伯達拂去一樁“冤案”：在廬山會議期間，毛澤東曾秘密會晤前妻賀子珍。在流傳甚廣的“秘聞”中，傳說江青得知，迅速從杭州趕到廬山，而打電話向江青“告密”者，乃是陳伯達也！

使陳伯達蒙受此“冤”，原因有二：

其一，在“文革”初期，陳伯達是中央文革小組組長，而江青是第一副組長，常常一起在各種公眾場合出現(xiàn)，給人以關(guān)系密切之感——盡管陳伯達與江青的關(guān)系在“文革”中非常緊張，這卻是外人莫知，更何況在1959年，陳伯達與江青并無太多交往。

其二，在陳伯達倒臺時，毛澤東所寫的《我的一點意見》中，有一句話：“據(jù)他自己說，上山幾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為了什么原因下山，下山之后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北M管毛澤東說的是第二次廬山會議討論工業(yè)七十條的時候，并不是1959年第一次廬山會議，但是，卻被誤傳為陳伯達偷偷下山，給江青“通風報信”去了！

常言道：“事出有因。”陳伯達蒙“冤”，也有“因”。

毛澤東囑中共江西省委第一書記楊尚奎的夫人水靜和弟媳、毛澤民夫人朱旦華前往南昌，把賀子珍秘密地接上廬山。毛澤東與賀子珍見面后，原說好第二天還要見面，但是第二天賀子珍突然被送下山，從此再也沒有見到毛澤東。

急急把賀子珍送下山，本來是毛澤東自己的決定，因為他發(fā)現(xiàn)賀子珍談話時常常語無倫次，所以打消了再見面的打算。

但是，賀子珍卻并不知道是毛澤東自己的決定，卻按照自己的“邏輯”推測，一定是江青知道了此事，趕上山來！

江青究竟是怎么知道的呢？這連賀子珍自己也說不清楚。

后來，在陳伯達倒臺時，賀子珍在聽傳達中共中央文件，聽見毛澤東的《我的一點意見》中那句話，一下子以為找到了答案：哦，是陳伯達“告密”！

這一“秘聞”經(jīng)過各種“紀實文學”渲染，便仿佛真有其事。

實際上，江青當時并不在杭州，而在北戴河。

毛澤東會晤賀子珍是極為秘密的，知情面極小，江青并不知道這一“秘密”。所以，不僅當時江青沒有趕上廬山，而且直至她被拘捕之前，也不知道此事。

在江青倒臺之后，賀子珍重新露面，當選全國政協(xié)委員。賀子珍在記者面前說起往事，于是，“毛賀”廬山會面才廣為人知。

正因為這樣，所謂陳伯達向江青“告密”，純屬子虛烏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