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人民公社的“發(fā)明權”究竟是誰的呢？毛澤東沒有說，人們不得而知。

陳伯達向筆者坦率地承認，人民公社這個“歪點子”是他出的，“發(fā)明權”屬于他。

陳伯達詳細地說明了他是如何“發(fā)明”人民公社的：

根據(jù)當時接觸過的一些材料（例如湖北），有的農業(yè)生產合作社也辦起了工業(yè)。

又搞農業(yè)，又搞工業(yè)，這件事啟發(fā)我想起恩格斯的一種著名的論點。例如，恩格斯說：“……由整個社會的力量來共同經營生產和由此而引起的生產的新發(fā)展，也需要一種全新的人，并將創(chuàng)造出這種新人來。教育可使年輕人很快就能夠熟悉整個生產系統(tǒng)，它可使他們根據(jù)社會的需要和他們自己的愛好，輪流從一個生產部門轉到另一個生產部門。……從事農業(yè)和工業(yè)勞動的，將是同樣的一些人，而再不是兩個不同的階級……”

我想，既然我們的農業(yè)生產合作社能夠同時又搞農業(yè)，又搞工業(yè)（即“亦農亦工”，或可說，“亦工亦農”。當時，這純粹是自發(fā)的，這些工廠自認只是“小小工廠”），而僅署名為“農業(yè)生產合作社”，似乎不完全反映這種實在發(fā)生的情況，所以，我冒昧在一篇題為《全新的社會，全新的人》的短文中，說這“實際上是農業(yè)和工業(yè)相結合的人民公社”。我原來的設想就是這樣。

毛主席實地考察了河南七里營，據(jù)報道，當時他在那里回答問題的時候，表示“人民公社好”。

“人民公社好”這句話就這樣傳開了。

陳伯達《全新的社會，全新的人》一文，發(fā)表于1958年第3期《紅旗》半月刊，1958年7月1日出版，比毛澤東說“人民公社好”早了一個多月。

由此看來，人民公社的始作俑者，確實是陳伯達。正因為這樣，連毛澤東也說，發(fā)明之權不屬于他，他只有建議之權。這發(fā)明之權，屬陳伯達——在“左”的道路上，他比毛澤東走得更遠。

其實，在廬山上，毛澤東面對著彭德懷的激烈的批評，才說“人民公社，我無發(fā)明之權，只有建議之權”。妙不可言的是，康生在這時出馬了，給毛澤東幫忙，提供了關于人民公社的理論根據(jù)。

康生在廬山上寫給毛澤東的信，當時曾作為中共中央文件下發(fā)，故不難查到。全文如下：

主席：

斯大林在1928年至1929年（十月革命勝利后的十年）反對聯(lián)共黨內右傾危險的兩個報告，可供我們這次反右傾斗爭的參考。特將其中的幾段摘出，送上一閱。

又，恩格斯在論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時，曾提議不用“國家”一詞，而用德文古字“公社”（Geme inwe sen）或用法文“公社”。可見“公社”一詞，并不等于“共產主義”（雖然外國文字很相同）。巴黎公社，廣州公社，都不是實行共產主義的社會制度。根據(jù)恩格斯的信，不僅我們的農業(yè)合作社，可叫做“人民公社”，即“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可以叫做“中華人民公社”。這不僅沒有違反馬列主義，而是符合于馬列主義的。因此，將列寧引證的恩格斯信中的幾句話，也摘附于后。

敬禮！

康生

（1959年）8月3日

這一回，康生與陳伯達兩位“大秀才”又進行了精彩的“合作”：陳伯達“發(fā)明”了人民公社，而康生則引馬列的經典“論證”了人民公社。

僅此一斑，亦可見這兩位“大秀才”在“左”星高照的那些歲月中所作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