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帶秘書，不帶公務員，1957年11月2日清早，陳伯達拿了一個手提箱，從中南海迎春堂走出，前往毛澤東的游泳池那里。到了那兒，已經有好多人等候了。

不是去游泳，卻是隨毛澤東出訪。

這是毛澤東平生第二回出國，也是他最后一次出國。前往哪里？依然是蘇聯。陳伯達依然作為他的政治秘書，陪同他出訪。

1957年11月7日，是蘇聯十月革命勝利40周年紀念，各社會主義國家首腦都前往莫斯科祝賀，毛澤東不能不考慮前往蘇聯。

這一回是乘飛機前往莫斯科，再也用不著在漫無際涯的西伯利亞作疲憊不堪的長途旅行。迎接毛澤東的，是那長著一個圓禿腦袋而身材壯實的赫魯曉夫。

陳伯達陪同毛澤東在莫斯科出席盛大的十月革命40周年慶典，出席20個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參加的會議，參與起草由會議通過的《莫斯科宣言》。

到達莫斯科后，陳伯達見到23歲的長子陳小達，顯得分外高興。只是兒子講一口俄語，見了父親都講不出漢語來了。

這時的毛澤東，也見到了在莫斯科學習的女兒李敏。李敏和陳小達一樣，滿口的俄語，說起漢語來結結巴巴。

陳伯達看到兒子長得那么高，已經懂事了，說定等他翌年畢業(yè)，讓他回國。

莫斯科會議的氣氛是不諧和的。上一回與斯大林的會談，不和只是潛在的、暗中的，這一回與赫魯曉夫的會談，分歧溢于言表。好在這一回毛澤東所率領的代表團比上一回龐大得多，陳伯達沒有上一回那么顯眼，何況他也已經學乖了，所以在蘇聯度過18天，沒有發(fā)生不讓他出席會議之類不愉快的事情。他只埋頭做他的文字工作。在蘇聯作為毛澤東副手的不是他，而是黨的總書記鄧小平。

回到北京之后，聽了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陳伯達預感到與蘇共的一場大論戰(zhàn)已經不可避免。

毛澤東說：

關于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我想講一點。我看有兩把“刀子”：一把是列寧，一把是斯大林?，F在，斯大林這把刀子，俄國人丟了。哥穆爾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這把刀子殺蘇聯，反所謂斯大林主義。歐洲許多國家的共產黨也批評蘇聯，這個領袖就是陶里亞蒂。帝國主義也拿這把刀子殺人，杜勒斯就拿起來耍了一頓。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丟出去的……列寧這把刀子現在是不是也被蘇聯一些領導人丟掉一些了呢？我看也丟掉相當多了。十月革命還靈不靈？還可不可以作為各國的規(guī)范？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赫魯曉夫的報告說，可以經過議會道路奪取政權，這就是說，各國可以不學十月革命了。這個門一開，列寧主義就基本上丟掉了。

雖然毛澤東在蘇聯時公開宣稱：“我們社會主義陣營應當有個頭，蘇聯就是我們的頭。”實際上，他與“我們的頭”已產生了嚴重分歧。

在此之前，1956年2月赫魯曉夫在蘇共第二十次黨代表大會上作了秘密報告《關于個人崇拜及其后果》。作為中共對此的公開反應，是1956年4月5日由陳伯達起草的、以《人民日報》編輯部名義發(fā)表的長文《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

接著，又在1956年12月29日以《人民日報》編輯部名義，發(fā)表由胡喬木起草的長文《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這兩篇文章清楚表明，中共與蘇共在意識形態(tài)方面，尤其在如何評價斯大林方面，存在著分歧。

陳伯達非常注意毛澤東的新動向，那就是他1957年3月12日在中共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所講的一段方針性的話：

我們現在思想戰(zhàn)線上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要開展對于修正主義的批判。

陳伯達理所當然地投入“開展對修正主義的批判”之中……

1958年5月4日，《人民日報》為紀念馬克思140周年誕辰，寫了社論《現代修正主義必須批判》。社論在發(fā)表前，送毛澤東審閱。毛澤東閱畢，致函陳伯達：

即送陳伯達同志：

此件寫得很好，即刻照發(fā)。

毛澤東

5月4日

陳伯達收到毛澤東的短箋后，當即照辦。翌日——5月5日——《人民日報》便發(fā)表了這一批判現代修正主義的社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