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伯達說：

本來，這件事不值一提。充其量，我只是做了一件“好事”?？墒牵斘冶煌蝗煌哆M監(jiān)獄，我為了救自己，才喊出了“我在阜平是做過一件好事的！”這句話……我確確實實，是為了救自己！我的話被匯報上去了。別人當然不明白我說的“好事”是什么，毛主席心里明白。所以，當時他在政治上狠狠批判我，在生活上給我寬大——我非常感謝毛主席！我的體質很弱，在監(jiān)獄中如果沒有毛主席的關照，我早就不在人世了。唉，不過，我活著也難為情——我這樣犯了大罪的人，何必活著呢？……

公安部門在派人向陳伯達作了調查之后，曾要求陳伯達把“好事”寫成一篇書面的材料。陳伯達考慮再三，終于動手寫，卻只寫了一小半，沒有寫完。自然，他也就沒有向公安部交上關于“好事”的書面回憶。

陳伯達這篇沒有寫完的文稿，依照手稿原文，現(xiàn)披露如下：

有一回，公安局派人來問，你說曾在阜平做過一件“好事”，是什么“好事”？

我說，是有這末一回事。在獄門前，看守的同志正開一個牢門要我進去，我不肯進去時說的。

“你是否說，你救過毛主席？”

“是的，是這樣說的。這事從來沒有對任何人說過。我說起這事，是求毛主席能夠寬恕我，不要讓我進監(jiān)牢。”

事情的經(jīng)過是：毛主席從晉綏到阜平后，周恩來同志和他（引者注：指毛澤東）離別要到西柏坡的時候，他告訴恩來同志，他（引者注：此處的“他”指周恩來）到西柏坡可告我，要我陪他（引者注：指周恩來）到蘇聯(lián)。恩來同志把此意告我，我即到阜平。我到阜平后，沒有和毛主席住在一處，是分開住的……

盡管陳伯達沒有給公安部門就阜平的“好事”寫出書面材料，但是他在1982年4月23日與周揚的談話中，倒是說及了。本書第一章引述了陳伯達之子陳曉農(nóng)關于陳伯達與周揚談話的筆記?，F(xiàn)再把陳伯達對周揚所述有關阜平“好事”的一段話，轉錄于下：

我自己以為優(yōu)待我是因為我在阜平救過毛主席。1948年春天國民黨飛機轟炸阜平，那天早上我聽到飛機響，趕緊跑到毛主席那里，他正在猶豫，我說飛機就在頭頂上，要趕快走。他聽我一說，就走了。他繞過一道墻，聽警衛(wèi)員說我還未走，回頭喊了我，我催他快走。……

看到他已走到安全地方，我趕快離開，剛跑到院子外，炸彈就已經(jīng)投下來了，正好炸在院子當中，房子玻璃全被彈片打碎了……

如果晚一步是很危險的。這件事本來從沒有對別人說過。1971年逮捕我，我在監(jiān)獄門口不肯進去，大聲說過“我救過毛主席！”

開始關我的地方條件很差……大概我說的話傳上去了，幾天后把我轉到一個三層樓上，生活很優(yōu)待……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在平山縣西柏坡村召開。穿著一身藍布棉衣、戴著一副近視眼鏡的陳伯達，在這次會上被“依次遞補”為中共中央委員——因為在33名中央候補委員中，他原本名列第三。

陳伯達得以“遞補”是這樣的：

原中共七屆中央委員陳潭秋，其實在“七大”召開時早已去世，他于1943年9月27日被新疆軍閥盛世才秘密殺害于迪化（今烏魯木齊）。由于消息隔絕，不知他已不在人世，所以在1945年仍被中共“七大”選為中央委員。

原中共七屆中央委員王若飛和秦邦憲，1946年4月8日由重慶到延安時因飛機失事，遇難于山西興縣東南之黑茶山。原中共七屆中央委員關向應，于1946年2月病逝于延安。

這樣，廖承志、王稼祥、陳伯達、黃克誠四人由中央候補委員遞補為中共中央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