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次對海的體驗是那樣的刻骨銘心，1942年他一家乘難民船從香港回內(nèi)地，在顛簸的海面上，陳寅恪對暈船的大女兒陳流求談到了這“第一次”的感受：開始也是暈船臥倒不能動，以后逐漸鍛煉出能在惡劣的天氣與船上的水手共同進餐。從此，大海便成為他漂泊人生的旅程。據(jù)1956年陳寅恪在中山大學填寫的《干部經(jīng)歷表》中本人簡歷一欄所述，1904年陳寅恪第二次赴日本，進入東京巢鴨弘文學院讀高中，次年秋天因腳氣病回國，旋進入上海吳淞復旦公學攻讀。1909年，陳寅恪在復旦公學畢業(yè)，即再次遠游。1910年，赴德國柏林大學攻讀語言文學。1911年，轉(zhuǎn)瑞士Zürich（蘇黎世）大學繼續(xù)攻讀“語言文學”。1912年陳寅恪歸國，“在上海家中自修文史學”。1913年，陳寅恪第四次遠游，在該年進入“法國巴黎高等政治學校社會經(jīng)濟部讀書”。1915年，陳寅恪自歐洲歸國，此后三年繼續(xù)“在南京家中自修文史學”。1918年冬，陳寅恪第五次遠涉重洋求學：頭三年進入美國哈佛大學“研究梵文”，至1921年秋；從1921年9月起，轉(zhuǎn)至歐洲“德國柏林大學梵文研究所研究梵文”。十數(shù)年間，陳寅恪顛簸于海上，又豈止迢迢萬里！

但在他四十九歲這一年，大海無情地成為阻隔他生命飛越的一道障礙。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德國大舉入侵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香港至歐洲的輪船停航，陳寅恪望海興嘆。遙望香港的洋面，陳寅恪根本想不到這一阻隔首尾竟達六年之久。

1939年9月的這場頓挫，給陳寅恪打擊很大，以至他在那首《己卯秋發(fā)香港重返昆明有作》的詩中寫下了這樣略帶宿命意味的句子：“人事已窮天更遠，只余未死一悲歌?！?/p>

即使是通達的文化大師，面對命運的捉弄，所能感發(fā)的也只是“一悲歌”而已。

無奈，陳寅恪只好獨自重返昆明，繼續(xù)在西南聯(lián)大授課。

第二年的夏季，陳寅恪再一次從昆明抵達香港，渴望著能從這里踏上奔赴英倫的旅途。但很不幸，陳寅恪這一次趕赴香港仍不能搭上開往英國的海輪。于是陳寅恪決定停留香港，繼續(xù)等候船期。這一停留，達兩年之久。陳寅恪為何在他五十歲的時候急切希望到英國？首先，三十年代有一批中國學人赴英倫研究學問，在倫敦大英博物館等機構(gòu)發(fā)現(xiàn)了大量在大陸非常罕見的中國文獻，如敦煌卷子、太平天國文書等等。這些文獻的發(fā)現(xiàn)，為中國歷史的研究提供了很多新的史料，也造就了一批學者。

敦煌學在三十年代的興起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畢生注重史料的發(fā)現(xiàn)與考證的陳寅恪，在1930年曾在陳垣所著《敦煌劫余錄》序言中飽含感情地寫道：

一時代之學術(shù)，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shù)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于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shù)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敦煌學者，今日世界學術(shù)之新潮流也。自發(fā)見以來，二十余年間，東起日本，西迄法英，諸國學人，各就其治學范圍，先后咸有所貢獻。

今后斯錄既出，國人獲茲憑藉，宜益能取用材料以研求問題，勉作敦煌學之預流。庶幾內(nèi)可以不負此歷劫僅存之國寶，外有以襄進世界之學術(shù)于將來，斯則寅恪受命綴詞所不勝大愿者也。

1934年，陳寅恪在《王靜安先生遺書序》一文中曾精辟地談到“足以轉(zhuǎn)移一時之風氣”的近世學術(shù)潮流，即“一曰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二曰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三曰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所以，被盜到英國的中國文獻與佚籍，對任何一個歷史學家來說，當有無限誘人的吸引力。陳寅恪自亦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