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危亡之際，艱難困苦之中，馮友蘭不僅傳道授業(yè)解惑，并為西南聯(lián)大的管理貢獻著力量，還在努力構建著自己的哲學體系。據(jù)他的女兒宗璞記述，被馮友蘭稱為“新理學”的“貞元六書”，“第一本《新理學》寫在南渡之際，末一本《新知言》成于北返途中”，正好伴隨著抗日始終。“六書”體現(xiàn)了馮友蘭的哲學思想體系，以被他稱做“橫渠四句”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為出發(fā)點，結合西方哲學方法，“接著”宋明以來的理學講，將傳統(tǒng)哲學進行更深入的闡釋，賦予古典哲學以現(xiàn)代的意義。

馮友蘭認為：“中國過去的正統(tǒng)思想既然能夠團結中華民族，使之成為偉大的民族，使中國成為全世界的泱泱大國，居于領先的地位，也必然能夠幫助中華民族渡過大難，恢復舊物，出現(xiàn)中興?！笔艽苏J識激發(fā)，他梳理傳統(tǒng)哲學思想，創(chuàng)作了“貞元六書”。其中，《新理學》是“六書”的總綱?！缎率抡摗吩噲D解決有關人類、社會、歷史等實際問題?！缎率烙枴穭t是他對青年修養(yǎng)問題作的思考?！缎略恕肥顷P于倫理學的著作，它指出人的“四種境界”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缎略馈肥切麄髦袊枷胛幕闹?。《新知言》是關于哲學方法論的著作。六本書分別從自然、社會、歷史、人生進行闡發(fā)，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充滿了時代的責任感、洋溢著民族復興的激情，也推動了中國哲學的現(xiàn)代化。

“貞元六書”出版后，獲得各方的告訴評價。賀麟說“馮先生《新理學》一書出版后，全國各地報刊雜志，以及私人談話、發(fā)表的評論，異常之多，引起國內(nèi)思想界許多批評、討論、辯證、思考，使他成為抗戰(zhàn)期間，中國影響最大聲名最大的哲學家”。朱光潛認為：“近一二十年，關于中國哲學方面，我還沒有讀到一部書比馮友蘭先生的《新理學》更好。它的好并不在作者企圖創(chuàng)立之一種新哲學系統(tǒng)，而在他有忠實底努力和縝密底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