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夢麟雖任北大校長多年，也曾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部長，可謂位高權重，但在蔣夢麟自己看來，他的理想是教育，他的身份則是職業(yè)教育家。他一生直接從事教育事業(yè)多年，為中國現(xiàn)代教育事業(yè)的發(fā)展做出了重大貢獻。

1907年7月，蔣夢麟東渡日本，在日本短短一個月的觀感讓他心潮起伏。他因看到中日戰(zhàn)爭中日軍俘獲的中國軍旗、軍服和武器被當做勝利品一樣地去展覽而慚愧不已。從中日兩國的巨大差距中，蔣夢麟看到“強迫教育使（日本）國民的一般水準遠較中國為高，這或許就是日本成為世界強國的秘密所在”，認識到要改變中國積貧積弱的命運，首要的任務是改變教育。從這時起，蔣夢麟就認定了投身教育，以期改變中國命運的人生之路。第二年，蔣夢麟便赴美留學，主攻教育學，先后獲得加州大學教育學學士、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和教育學博士學位。9年的留美生活，特別是師從美國著名哲學家、教育學家杜威的求學經歷，讓蔣夢麟對國民教育（特別是大學教育）有了更為深刻的思想認識，也正是這種思想促使他日后在任職北大校長和教育部部長期間對學校教育做出了大刀闊斧的改革。

歸國后的蔣夢麟創(chuàng)辦了《新教育》月刊，闡釋自己的新教育思想，認為教育的目標是“養(yǎng)成健全之個人，創(chuàng)造進化的社會”，強調教育要按照學生的要求設計等新的教育理念。由于《新教育》與北大師生“知識上的密切關系”，創(chuàng)辦人蔣夢麟也由此進入了北大的視野，從而有了更為廣闊的施展教育才華的舞臺。在任北大總務長和校長的二十多年間，蔣夢麟助推了“學術自由、兼容并包”的北大校風的形成，開展了一系列教育改革，促成“辭舊聘新”“校長治?！薄斑x科制”等制度的落實，為30年代北大健康持續(xù)的發(fā)展做出了重大貢獻。

蔣夢麟教育思想鮮明，成就卓著，早在其博士論文《中國教育原則之研究》一文中，蔣夢麟就對中國教育作了比較系統(tǒng)的闡述。蔣夢麟認為，教育的長遠之計在于“取中國之國粹，調和世界近世之精神：定標準，立問題”，目的在于培養(yǎng)“科學之精神”“社會之自覺”。在教育行政方面，蔣夢麟主張義務教育、職業(yè)教育、大學教育和童子軍教育等多項并重。在教育內容上，蔣夢麟主張發(fā)展個性，培養(yǎng)專才。

1928年，蔣夢麟接任蔡元培出任國民政府大學院院長，后任中華民國第一任教育部長。在任職期間，身為教育研究專家蔣夢麟得以實現(xiàn)自己的教育抱負，他十分重視普及教育，率先提出要推行義務教育，擴充職業(yè)教育、補習教育，推行大學和專門教育等國民教育發(fā)展的原則。作為在北大工作過近10年的蔣夢麟在任職教育部長期間，分外重視高等教育的發(fā)展與普及，總是期望著能給更多的年輕人創(chuàng)造深造的機會。1911年之后，國內大學發(fā)展迅猛，國立大學、私立大學都有大幅度的擴容，一時間大學泛濫成災，而大學教育質量則每況愈下。為改變這種混亂局面，蔣夢麟出任教育部長后，果斷制定并頒布了《大學組織法》，明文規(guī)定大學分文、理、法、教育、農、工、商、醫(yī)八大學院，凡具備三個以上學院者，才能稱為大學；條件不合者，為獨立學院；同時不再設置單科大學。對于那些以謀財為目的私立大學，則以嚴厲的行政手段加以整頓，或強令整改，或予以取締。《大學組織法》的頒布實施一舉遏制了大學泛濫和以教育為名謀取不義之財的丑陋現(xiàn)象，也為日后中國大學的發(fā)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鑒。

身為職業(yè)教育家，蔣夢麟反對學生參加政治運動，且態(tài)度鮮明。在他看來，學生運動是社會弊病所致，是“中國的成年人和老人不肯出來負責任的必然結果”，但罷課是無法解決社會弊病的。蔣夢麟認為“未成年的一代人應該有安心求學的權利”，學生應以學業(yè)為重?！熬拧ひ话恕笔伦儼l(fā)生后，蔣夢麟與清華等大學校長一起聯(lián)名發(fā)表《告同學書》《第二次告同學書》，告誡學生“赤手空拳的群眾活動只有荒廢學業(yè)，絕非有效的救國方法”，號召學生復課。也正因不支持學生運動，蔣夢麟為后世內地學者所詬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