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我遲疑難決之際，我在東北的一些朋友，如第9兵團司令官廖耀湘將軍、第52軍軍長覃異之將軍、新6軍副軍長舒適存將軍等知道消息后，都相繼來勸我不要接受這個危險的任務(wù)。廖、舒二人向我建議說：最好能要求衛(wèi)立煌將軍讓梁華盛將軍繼續(xù)主持長春軍政事務(wù)，或請求在錦州的范漢杰將軍與我對調(diào)。我思來想去，覺得現(xiàn)在也只有用這個辦法去碰碰運氣了，乃去衛(wèi)立煌將軍的住處向他談了上述意見。

衛(wèi)將軍聽了我的要求，臉上露出了為難之色，半晌方說：“桂庭，梁副司令與曾軍長關(guān)系搞得很緊張，你是知道的，他到那里不便指揮作戰(zhàn)。范副司令對長春的情況也不熟悉，我們反復(fù)考慮，只有你去比較合適?！彼f著站起身，在室內(nèi)踱了幾步，重在我身邊坐下，很懇切地繼續(xù)說：“桂庭，我們是多年的朋友，彼此都很了解。說實話，我也知道長春很危險，不太情愿讓你擔(dān)這種風(fēng)險。可現(xiàn)在局面壞到這種地步，實在是沒有別的法子好想呀。我輩身為軍人，應(yīng)以‘黨國’利益為重，請不要再推辭了。況且長春工事堅固，兵力雄厚，只要認(rèn)真防守，是可以堅守下去的。你去之后，有什么困難都可以提出來，我一定全力支持你。”

衛(wèi)氏這一番推心置腹的話，使我頗為感動。我沒有再說什么，便默默地起身告辭了。

那天夜里，我翻來覆去地睡不著覺，我知道，去與不去長春必須下決斷了。想起白天衛(wèi)將軍講的那番話，不能說沒有道理。從維護國民黨政權(quán)的角度上看，我去長春確實比范、梁等人合適些。一來我情況熟悉，二來在長春的新7軍將領(lǐng)，如李鴻、史說、鄧士富、龍國鈞等都是我在駐印軍時的部屬，平日私交甚好。至于曾澤生將軍等第60軍將領(lǐng)，也與我素?zé)o矛盾，因此我在那里坐鎮(zhèn)指揮比較便利。這也許就是蔣、衛(wèi)派我去長春的用意所在吧。就我個人來說，去長春固然很危險，但在沈陽、錦州又何嘗不危險？實際上整個國民黨政權(quán)都在危險之中，倘有一天國民黨垮臺了，我們這些人有誰能走得掉呢？作為國民黨的高級將領(lǐng)，在困難的時候，我不負責(zé)，由誰負責(zé)？相反，我若堅決不去長春，就算今后能僥幸保全性命，但自己在國民黨軍隊中的地位和聲譽就可能完結(jié)了。這在當(dāng)時，對我來說是比死都難受的事情，愈這樣想著，我愈覺得長春非去不可了，最后終于咬咬牙，下定了去的決心。

第二天上午，我去見衛(wèi)立煌將軍，表示愿意接受去長春的任務(wù)。衛(wèi)氏聞言大喜，高興地搓著手連聲說：“好！好！”接著又慰勉了我一番，并留我在他那里吃了一餐豐盛的酒飯。

為了組建新成立的第一兵團司令部，我在沈陽又耽擱了幾天，網(wǎng)羅了一批軍官，直到3月中下旬，才懷著一種“臨危受命，義不容辭，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悲涼心情，飛抵長春赴任。

我飛離沈陽前，許多朋友趕來看我。大家知道局勢險惡，前途未卜，也許說不定這就是今生最后一次見面了，彼此都有點生離死別的感覺。廖耀湘將軍與我共事多年，一起共過患難，對我更為關(guān)切，分手時他還一再埋怨我：“桂公（一些部屬和朋友對我的尊稱）為人也太厚道了，長春是不該你去的。衛(wèi)總司令這樣決定，不是把你往虎口里送么？”我苦笑著搖搖頭，沒有說話。他自覺有些失言，又改口道：“將來萬一事情不可為，請桂公率隊伍向西南方向突圍，那里共軍兵力空虛，我到時也一定設(shè)法接應(yīng)你們。”我知道這是他的好意安慰，心中既感激又酸楚，心想到了那種時候，我們誰的日子也不會好過，縱然想彼此救援，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3月25日，我在長春勵志社大禮堂宣誓就職。為了鼓舞士氣，在就職儀式上我向在場的眾多文武官員宣布了蔣介石先生為我們規(guī)定的“固守待援，相機出擊”的戰(zhàn)略任務(wù)，要求大家精誠團結(jié)，共守長春，只待蔣委員長指揮大軍出關(guān)增援，我們即轉(zhuǎn)入戰(zhàn)略反攻，云云。隨后，就職儀式就草草結(jié)束了。

從那時以后，直至這年10月長春和平解放前夕，我度過了一生最為艱難和痛苦的一段時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