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中共中央發(fā)布“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開始。六七月間，丁玲寫了《檢查我作品中的“中間人物”》、《八年來的改造》等文章，或批判或檢討。

紅衛(wèi)兵來農(nóng)場串聯(lián)之前，“文革”大火還沒有燒到她頭上。7月丁玲、陳明還隨鄧婉榮去七隊(duì)參加麥?zhǔn)?，在場院用耙子翻曬新麥，布置俱樂部，畫光榮榜。8月上旬丁玲腰疼病復(fù)發(fā)，回到場部。

9月，紅衛(wèi)兵來串聯(lián)，農(nóng)場造反派開始斗爭“走資派”和“地富反壞右”，丁玲難逃羅網(wǎng)。他們被勒令搬出招待所，住到場部最簡陋破舊的八委，那里是1958年為解決轉(zhuǎn)業(yè)官兵住房困難，突擊搶建的草棚土墻簡易住房。丁玲、陳明那間草屋只有7平方米，低矮狹小，一鋪炕占去一半，一伸手就夠得到紙糊的頂棚，唯一的家具是一個小炕桌。陳明在兩側(cè)墻上釘了兩個小木架，一個放兩人的衣服、雜品和書籍，另一個放碗筷。其余雜品裝入兩個破木板箱子，放到小院原來的豬圈里。還有一點(diǎn)錢，陳明藏到小院廁所盛手紙的盒子里，一堆手紙下面，他想，那里最安全。

搬家時陳明的腿腳燙傷了，不能行動，只有鄧婉榮來幫忙，她找房管所來修炕，自己把炕燒干，動員幾個家屬來勞動了半天，揀走院子里的碎磚瓦塊，把坑坑洼洼的地面搞平整些，又要她小姑子找了幾個裝化肥的厚紙袋，讓丁玲在窗戶外邊做一個卷簾，冬天擋御寒氣。

陳明燙傷好些了就去上班，丁玲坐在家里讀《毛澤東選集》和一部借來的《魯迅全集》。路上沒有人時，她也出去走走，四處望望，聽聽遠(yuǎn)處大喇叭里廣播的新聞。陳明下了班，給她捎回幾張傳單和一些聽來的消息，小聲地發(fā)一些議論，他們有一種大難臨頭的預(yù)感。

風(fēng)聲越來越緊，造反派開始抄家，“天天快黑的時候，就等著吧，今天晚上不曉得哪一個來！聽到村子頭上有狗叫就知道，來了！”“開始，我們還扣著門，人家一拉，門就壞了，后來就干脆不關(guān)門，你們來也省事一點(diǎn)”。來人戴著棉帽子、墨鏡、大口罩，進(jìn)來就翻東西，手表、半導(dǎo)體收音機(jī)、交流收音機(jī)、照相機(jī)、閃光燈、人參、自行車、手鐲、150元現(xiàn)金，值錢的東西都被抄走。“文革”后落實(shí)政策時，一些貴重物品下落不明。

一天下午，一群中學(xué)紅衛(wèi)兵拉丁玲去文化宮廣場批斗，戴上高帽，畫了鬼臉，掛了“大右派丁玲”的牌子。陳明的工作單位就在文化宮樓上，他聽見一陣陣“打倒丁玲”的口號聲，心急如焚，卻不敢從窗口向下觀望，下班后急忙趕回家，丁玲在炕上躺著，沒有洗去臉上的黑墨水，平靜地說：“我就是要留給你看看，他們把我糟蹋成什么樣子！”接著，批斗、陪斗越來越多，并發(fā)展到毆打，陳明回憶：“她曾被打得頭破血流，被踢傷腰骨，半個多月下不了炕；她曾被從臺上推到臺下，摔在地上，腳背腫得好高，找不到藥，托熟人到獸醫(yī)院才弄到一點(diǎn)藥敷治。這些她都無言地忍受了。我每次問她，她總是淡淡地說沒有什么。鄰居見她這樣受折磨，都同情她說：‘唉，過這種日子倒不如死了好?！墒撬吹箤捨咳思业溃骸趺茨芩滥兀吭倏嘁驳冒具^去呵?！?/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