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還談到文藝界領(lǐng)導同志之間、老同志之間的團結(jié)問題，認為“周揚同志負首要責任”。有人在會上提意見說，這些老同志是以丁玲為中心，同周揚不團結(jié)是受了丁玲的挑撥，丁玲反駁說：“實際上自到北京以后，這幾個老同志同我來往都不多。柯仲平、蕭三，長年不在北京，見面機會都很少。馮雪峰雖在北京，我們也很少私人過從，后來就無來往了，工作聯(lián)系也不多。大家偶爾見到了，哪里會就談挑撥離間的話，除非是有神經(jīng)病的人。如談到周揚同志時，他們還總是覺得我同周揚同志的關(guān)系有好轉(zhuǎn)，表示慶幸，我也說我對周揚同志的看法，雖然接近多，工作上的意見會多些，但我還是能同他談談直話，我覺得周揚同志還是很好商量的，當然也會談到工作上某個意見的，但這頂多也只有一兩句，因為的確見到這些人的次數(shù)都是很有限的次數(shù)。而實際上，我同周揚同志接觸要密得多，因為這幾年我都在他的直接領(lǐng)導之下工作。正因為我知道這幾個老同志過去對他有過意見，我又在周揚同志領(lǐng)導之下工作，還很注意，愿意少同他們來往。比如李伯釗同志從蘇聯(lián)回來后，我知道她有一些意見，她也同我談過一點點，李伯釗同志總也希望能找我談談天，曾經(jīng)三番五次約我去她家里，我們因為過去在延安一道學習，審干時也是她幫助我的，在北京因工作關(guān)系接觸也比較多，但這時，我都不去，怕引起誤會。我只向周揚同志提議他找李伯釗同志談談，周揚同志說，‘在宣傳部開會，也不能說服她’，以后我就更遠遠地離開李伯釗同志（同樣我也向周揚同志提過，找雪峰、陳企霞談談，他也未采納）。老同志之間的關(guān)系，須要如此小心相處，實在是不正常的。而事實上，根據(jù)我同這些老同志的接觸（柯、蕭、馮），我知道他們對周揚同志雖然曾經(jīng)有些意見，但對周揚同志接受黨的委托，領(lǐng)導文藝界全是擁護的，誰也沒有取而代之的意思。他們間或與我談到他的某些缺點，也是感到遺憾，而且是希望他有所改進，更好的領(lǐng)導?！?/p>

丁玲最氣惱的，是周揚在作協(xié)黨組擴大會上的態(tài)度，她怎么也沒有想到周揚那么兇狠，簡直要置她于死地，多年一起共事，并無深仇大恨，怎么下得了手呢！丁玲寫道：“去年黨組擴大會，給我增加了新的印象，使我不能不對周揚同志產(chǎn)生意見。我也愿意趁這個機會全部向黨披露。去年黨組擴大會對我進行斗爭，會上許多同志的發(fā)言，我以為只要把事實說清楚了，我沒有很多意見。但對周揚同志，我覺得很不應該。會議是由他直接領(lǐng)導與掌握的。我在北京，在他直接領(lǐng)導之下工作近四年。在我工作時期，他沒有意見，說我正確，識大體，黨性加強。在我離開工作兩年多之后（這兩年我常不在北京，正在寫作），怎么對我工作的意見突然多起來了，而且嚴重到什么反黨，反中央，反政策，兩面派，破壞團結(jié)，文藝界的高饒等罪名，統(tǒng)統(tǒng)都摜在我頭上。而且當做法寶，急于傳達下去，甚至黨外國外都知道了。與會的其他負責同志不完全清楚真相，難道周揚同志，接受黨中央委托，長時期直接領(lǐng)導過我工作的同志，竟一點也不清楚嗎？那么過去他稱贊我的話是怎樣說出口的呢？我始終相信他這些話是誠懇的，既然那樣說，去年卻又為什么隨便改口，帶頭把這些嚴重的罪狀加在我頭上呢？真正對黨負責、愛護同志的人（即使這個同志有缺點，有錯誤）是這樣做事，這樣對待下層同志的嗎？”

丁玲把該澄清的澄清，該說明的說明，該反駁的反駁之后，8月23日寫出《我的檢討》。至此，她要寫的材料全部寫完。

她承認了三條錯誤，一條是“腐朽的自由主義作風”，一條是“無原則的信賴、縱容和包庇干部”，一條是對周揚有宗派主義觀點。丁玲在檢討書中說：“深怕犯了錯誤的時候，周揚同志會整我，而我又不會處理這種事情”，她怕挨整，卻終于被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