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1957年4月6日，中宣部部長陸定一在杭州做報告，數(shù)年來第一次在公眾場合表揚馬寅初：“你們浙江，有馬寅初、邵力子二位先生，他們主張節(jié)制生育。提出這個東西很好?，F(xiàn)在江蘇、浙江每平方公里有288人，比世界上人口最密的比利時高得多，它是170多人。所以江浙這地方提出這個問題完全可以理解，有道理。”陸定一在報告中還是有所批評，但批評力度真是弱化至極：“有的時候馬寅初他們偶爾有些話不大很科學，譬如說，假使人口增加了，將來就不能同人家和平共處，要打仗，侵略人家。這一點就有點馬爾薩斯，只有這一點點，很多是好的。應該有分析，哪一點對，哪一點不對。他們的意見基本上是好的，而且完全可以理解。”（見1957年4月6日《陸定一同志在杭州市的報告》）但是這種有限的“贊同”、“欣賞”只能是曇花一現(xiàn)，轉眼到了1958年2月中央宣傳會議確定進行社會科學理論批判，黨內(nèi)高層已經(jīng)悄聲把馬寅初列入批判的預設目標。

1958年2月9日中央宣傳會議上，首先就確定三條近期任務：一是社會科學進行理論批判；二是所有知識分子都要分批下放；三是學校要搞勤工儉學。中宣部設想的理論批判規(guī)劃中，馬寅初已是榜上有名。1958年3月5日，市高校黨委召開各學校黨委書記會，由北大黨委書記陸平傳達中央書記處對科學院、高校“雙反”運動的指示：“在高校中只是搞三勤不夠，應當搞教學質(zhì)量，培養(yǎng)干部的質(zhì)量，學生不紅不專是最大的浪費。發(fā)動群眾辯論，出大字報揭發(fā)，對大知識分子可一般開小型會，個別的可以開大會。”這就意味著中央已同意這樣兩個步驟，群眾可以出大字報揭發(fā)，對個別大知識分子也可以開大會批判。

1958年3月28日中央政治局朱德、彭德懷、陳毅、聶榮臻、彭真、陸定一等人聽取北大、復旦、中國科學院工作匯報，就有中央領導強調(diào)：“兩條道路斗爭問題不解決，知識分子不會向黨靠攏。”在4月6日召開全國第一次教育工作會議上，再次確定文化革命就是階級斗爭的主題，會議紀要提出：“教育和生產(chǎn)結合、教育服從于政治就有階級斗爭，會有‘算賬派’‘觀潮派’，革命革到資產(chǎn)階級思想根上，就要打垮資產(chǎn)階級的學術觀點。”（見1962年市委大學部整理《高等教育工作三年大事記》）至此，通過階級斗爭整肅知識分子隊伍的理論闡述和工作部署已經(jīng)完成。

北京市委由此開始布置相關“燒教授”的計劃，提出要“猛火攻，慢火燉”。雖然市委大學部副部長宋碩曾說：“有理有利有節(jié)，不搞斗爭會，典型批判暫時不搞，大字報過多時要做個別工作，對年老有病的要保護。”（見1960年市委大學部《市委大學科學工作部1958年至1960年大事記》）但他在4月8日會上已經(jīng)改變聲調(diào)，主題變得非常激揚：“發(fā)動群眾，靠大字報造成聲勢，要三揭三打，即揭思想、揭蓋子、揭矛盾，打破情面、打下架子、打下尾巴。”兇猛的運動開展之后，各高校都使勁加柴拱火，使局面很快失控。陸平把校內(nèi)局勢說得很嚴重：“北大青年學生中大多數(shù)是走粉紅色道路，老教師中白專是多數(shù)。”他獨創(chuàng)性地開辦所謂北大“西瓜田”，讓當事人認領，從個人的“西瓜”中抽出觀點問題，結合人物進行辯論。清華大學大力推薦與名教授章名濤“決戰(zhàn)”的經(jīng)驗，動員一大批師生揭露章與黨不正常的關系、教育與科學的路線問題，迫使章在講“序論”課上先做了四十五分鐘的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