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先生幾年間少有一次被人們關注的是在1953年9月第二次文代會上，他應邀上臺發(fā)言，全力推崇古典文學的研究意義，頗受當時意識形態(tài)領域重要人物胡喬木的鼓勵，胡一度甚至說俞的發(fā)言中沒有發(fā)現(xiàn)什么錯誤。據(jù)北大文學所黨總支匯報稱：“俞（事后）很得意，名利雙收，到處講演，到處寫文章。”

黨總支舉了一個例子說明俞的驕傲：他在《紅樓夢》的?？惫ぷ髦?，自覺是權威，不同意文學所的組織意見，堅持主張在?？北局胁挥眯聵它c符號，后來為此曾寫信給胡喬木以尋求支持。

李、藍文章見報后，俞平伯的抵觸情緒是很明顯的。文學所黨總支所寫的《對俞平伯學術思想批判情況的調查》（1954年，月日不具）一文中，匯總了俞先生最初的零星反應和態(tài)度：

對俞的批判展開以后，俞感到問題嚴重，情緒很波動，公開抗拒。他說：“他們原來要搞我，搞吧。我不再寫文章總行吧。”又說：“我不配研究《紅樓夢》，也不配研究古典文學。”

曾一度閉門謝客，深居簡出，甚至不接電話，不參加會議。

他表現(xiàn)苦悶，安若無事，內心緊張，蔑視，看不起。如說：“他（指李、藍）說我唯心，我看曹雪芹就是唯心，曹雪芹不比我俞平伯更反封建。”

他認為李、藍對《紅樓夢》的估價太高了。他說：“《紅樓夢》自發(fā)表以來并沒有起好作用，如果沒有色空觀念，可能還好些，所起的都是壞作用。”“他們說寶、黛二人有煽動性的叛逆性格，捧得太過火了，這不符合歷史的現(xiàn)實。”又說：“如果真有，賈寶玉應該參加革命去了。”這不像話。

1954年最后一天（12月31日），北京市委給中央寫了一篇有關批判《紅樓夢》研究中資產階級觀點的思想情況的報告，其中這樣歸納總結了俞平伯的活動近況：“俞平伯有一個時期情緒緊張，表現(xiàn)消極，閉門謝客，不接電話，也不出席北大文學研究所《紅樓夢》討論會，并曾不滿地表示，‘我不配研究《紅樓夢》，也不配研究任何中國古典文學，以后我不再研究了。’”

1955年1月3日市高校黨委會編出《關于開展學術討論，批判資產階級唯心觀點的工作》的動態(tài)簡報，其中提道：“文學研究所先后舉行了六次會議，針對俞平伯在紅樓夢研究中的錯誤思想進行批判，何其芳、毛星等同志都作了長篇發(fā)言，會議對大家的教育很大，俞平伯仍然堅持自己的觀點。”在眾人長時間的圍攻之中，俞的不服氣和倔強極為顯目。

波瀾所及，一些老教授暗地里有了一些抵觸和不安。如北大歷史系教授鄧廣銘說，現(xiàn)在老教授寫文章就是犯罪，我如發(fā)表文章就有成為俞平伯的危險。山東大學一學生將批判陳寅恪論韓愈的著作的文章投給《人民日報》，后在《歷史研究》刊發(fā)，歷史學者向達、翦伯贊、季羨林等讀后都擔心陳寅恪因受刺激而有自殺的可能，翦伯贊直言“會引起很大的波動”，向達非常不滿地對翦伯贊說：“現(xiàn)在年輕人自己搞不出東西倒來批評別人。”（見1955年1月20日市高校黨委簡報第53期）

這些報告在中央領導層中傳閱，俞平伯不配合的消極態(tài)度給高層留下較深的印象，如何謹慎處理俞平伯及一批教授的思想問題而不陷入僵局，高層由此也有所警覺和籌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