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給我的信件》搜集了張愛玲與夏志清先生的通信一百一十八封，另有夏先生的回信十六封半（見夏序說明）。張愛玲給夏先生目前現存最早的一封信是一九六三年五月九日，最后一封信是一九九四年五月二日，距離她逝世的時間（一九九五年九月八日）約一年零四個月。誠如夏先生所說，早期的通信因為搬遷之故，必定還有佚失；夏先生回復張愛玲的信也多半沒有保存。但這三十一年之間所留存的信件已經足以成為文學史“張學”研究的重要材料。

一九六一年初夏志清先生出版《中國現代小說史》，不僅深入介紹張愛玲小說的成就，并肯定她的位置居于多數五四作家之上。當時海峽兩岸的政治、文學斗爭方興未艾，夏先生對張的品題可謂出人意表，也足見他的洞識與勇氣。以后的故事我們都耳熟能詳：張愛玲從此進入現代中國文學史的經典，先在海外，然后在中國大陸，成為炙手可熱的作家。到了新世紀之交，張愛玲甚至成為一種文化風尚，一種想象資源。

由這個觀點來閱讀張、夏兩人的通信，才更讓我們覺得彌足珍貴。張愛玲于一九七○年代以后逐漸斷絕外界聯(lián)絡，與讀者對她的熱情與好奇形成巨大反差，也因此，她所發(fā)表的作品每每帶來文字以外的魅力。張過世之后，與她曾有來往者紛紛披露所持的信件，仿佛片言只字都散發(fā)出特殊榮寵。但比起夏先生所收到的上百封信件（或宋淇夫婦可能收到的信件），無疑都是小巫見大巫了。

就傳統(tǒng)觀念而言，夏先生對張愛玲有“知遇之恩”；沒有夏的登高一呼，張愛玲神話不會有如此精采的開始。張對夏的尊敬和信任，不難從她的信中看出。但張愛玲畢竟是張愛玲，她寫信的姿態(tài)是矜持的，就算談自己的作品和充滿災難的生活，也帶有一種客觀語調，并不輕易露出底線。在這一點上，她其實對所有的通信者一視同仁；任何想從張、夏通信中找出秘辛八卦的嘗試可能并不容易。即便如此，細讀這些信件，我們還是可以了解一九六三年以后張愛玲的行止，她的創(chuàng)作關懷，還有潛藏在字里行間的汩汩溫情。

相比之下，夏先生給張愛玲的回信，還有他對信件所作的批注，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全然不同的人格。夏先生的真性情多年來是學界傳奇，他對于張愛玲的關懷溢于言表，也仍然不失赤子之心，如揣想張的體質羸弱來自童年生活的不幸，或建議張多做運動等。他更勇于發(fā)表自己生活的意見，從健康到養(yǎng)生，從文學到愛情，信筆寫來，如話家常。我們可以想象張愛玲當年讀夏志清信時或莞爾、或感動的反應。兩人之間的互動讓書信集有了光彩。

我以為夏張通信可以做進一步的解讀。這些信件提供第一手資料，說明張愛玲在六○年代以后創(chuàng)作事業(yè)的起伏。像是從一九六三年《金鎖記》準備英譯，到Pink Tears寫作、出版不順，輾轉改為The Rouge of the North《北地胭脂》（《怨女》）的原委；《十八春》改寫為《惘然記》（《半生緣》）；與港臺出版者如平鑫濤的合作等過程，我們雖然已從其他材料知其然，現在根據張愛玲的信件更知其所以然。另外如七○年代信中提及的自傳創(chuàng)作，到了二○○九年《小團圓》出版，才算真相大白。早在一九六五年張愛玲已經對翻譯《海上花列傳》表示興趣；此書成為她以后二十年最大的工程，遺憾的是身后才終于出版。六○年代末后，張因為《怨女》而對《紅樓夢》重生興趣，并且一發(fā)不可收拾，寫成《紅樓夢魘》等作：

我本來不過是寫《怨女》序提到《紅樓夢》，因為興趣關系，越寫越長，喧賓奪主，結果只好光只寫它，完全是個奢侈品，浪費無數的時間。

但這些翻譯、考證的書寫果真只是奢侈浪費？還是代表張愛玲晚期書寫的一種方式，形成作家與早年創(chuàng)作的奇妙對話，頗有思考空間？

與此同時，張愛玲也與夏志清交換不少文學批評意見。她對自己的作品斟酌再三，似乎沒有太大自信；胡適曾盛贊《秧歌》，她卻認為未必是真心欣賞。她對女作家從五四的陳衡哲到七○年代末嶄露頭角的蔣曉云顯然都有話要說，卻欲言又止；對以英文創(chuàng)作的同行像韓素音（Han Suyin）、張粲芳（Diana Chang）等東方采風錄式風格則明白地不以為然。張期許自己的創(chuàng)作是，“對東方特別喜愛的人，他們所喜歡的往往正是我想拆穿的”。證諸她的英文作品，包括六○年代初已經完成，但遲至近年才出版的The Fall of the Pagoda（《雷峰塔》）和The Book of Change（《易經》），的確可見她創(chuàng)造并同時拆解有關中國家族、愛情神話的用心；她也為此付出不受歡迎的代價。當然，張的批評不乏神來之筆。她熱愛張恨水的鴛蝴小說，但“除了濟安沒聽見人說好，此外只有毛澤東贊他的細節(jié)觀察認真”。因為張恨水，張愛玲、毛澤東、夏濟安有緣成為志同道合的“粉絲”，也算另類文學佳話。

其次，張愛玲的信件不斷傳布一則又一則“病的隱喻”。從六○年代起，她就向夏志清訴說各種大小病痛。她感冒、牙痛癥狀恒常不斷，而長期精神狀況不佳更讓夏憂心忡忡。七○年代以后張的病變本加厲，類似精神官能癥的癥候出現。“接連跳蚤蟑螂螞蟻，又不是住在非洲，實在可笑?！钡搅艘痪虐怂哪暌院?，張將近三年未與夏志清聯(lián)絡，除了已有的病恙，甚至在路上被撞倒而受傷。以下的信最能道盡她病中滋味：

事實是我enslaved by my various ailments，都是不致命而要費時間精力在上面的，又精神不濟，做點事歇半天。過去有一年多接連感冒臥病，荒廢了這些日常功課，就都大壞。好了就只顧忙著補救，光是看牙齒就需要不斷地去兩年多。迄今還在緊急狀態(tài)中，收到信只看賬單與時限急迫的業(yè)務信。你的信與久未通音訊的炎櫻的都沒拆開收了起來。

張愛玲描寫這些年她成了疾病的奴隸，甚至感冒也經年不愈。但是對有心讀者而言，張愛玲以如此工筆白描病況，不禁要聯(lián)想除了諸多身體狀況之外，張愛玲的“病”也及于其他？（想想她的話，“感冒原本是一種很傷感的病?！保┮痪盼宥觌x開大陸以后，種種考驗紛至沓來，漂泊異鄉(xiāng)，寫作事業(yè)不振，經濟匱乏，賴雅臥病逝世……她的信中都一一透露，然而卻都不能像她描寫自己的病那樣細膩入微。

病是災難，也是隱喻。病是張愛玲后三十年的克星，但又仿佛是盤桓不去、欲拒還迎的客人；是一種嚙蝕身心的恐懼，但是否也是驅之不去的欲望？病的癥狀有時是發(fā)燒牙疼；有時是螞蟻跳蚤蟑螂；有時是“精神太壞”，“浪費無數的時間”，“paranoid”；有時是自己的作品都丟掉了；是每天都在“緊急狀態(tài)”。

然而張愛玲的病根是否也可能來自文字、創(chuàng)作本身，可是“職業(yè)病”？看看張的自白：

我犯了眼高手低的毛病，作品讓別人譯實在painful。我個人的經驗是太違心的事結果從來得不到任何好處。

看別人翻譯自己的作品，實在痛苦。但自己“眼高手低”，總是寫不出也翻不出自己想要的東西。人生到了如此緊急的狀態(tài)，只能頭痛醫(yī)頭，腳痛醫(yī)腳；只能把不該有的累贅拋棄再拋棄，逃難一樣地遷移轉進，重新開始——或重新逃脫。尤有過之，“越是怕丟的東西越是要丟，損失不起，實在不能再搬了”，只好堅壁清野，和世界斷絕來往。從這個角度來看，張愛玲的“病”與病“態(tài)”幾乎有了身體藝術意味。就像卡夫卡、芥川龍之介、貝克特這些現代主義的作家們一樣，在人與蟲的抗戰(zhàn)里，在地獄裂變的邊緣上，在白茫茫一片真干凈的恐怖或歡喜中，張愛玲書寫著。她以肉身、以病、以生命為代價，來試煉一種最清貞酷烈的美學。

但更耐人尋味的是，我又以為張愛玲這些信件未嘗不提供了一種救贖契機，哪怕多么微弱。原因無他，信是寫來作為傳遞訊息，溝通人我的媒介物。盡管張愛玲的信有時寫得過分言簡意賅，猶如密碼；或有時遲于回信以至時過境遷；或甚至不回信，以致讓對方從盼望到失望。但“寫信”作為一種行動畢竟不同于創(chuàng)作，它預設一個收信的——或更理想的、守信的——對象（甚至包括將自己作為對象）。信是一種人我社會接觸，因此透露倫理向度。

而夏志清作為收信者，與“并不可靠的發(fā)信者”對話三十余年不輟，何嘗不更是一個守信者？也因為信任，張愛玲的信時不時也有了真情流露。一九六五年志清先生的兄長夏濟安教授猝逝，張的信中寫道：

我很早聽見令兄的噩耗，非常震動，那天匆匆一面，如在目前，也記得你們倆同飛紐約的話。在他這年紀，實在使我覺得人生一切無定，從來還沒有這樣切實的感到。

傷逝讓張愛玲寫下“近來我特別感到時間消逝之快，寒咝咝的”，夏先生讀了竟謂之張腔十足。到了一九九一年，夏志清自哥倫比亞大學退休，張愛玲來信祝福，卻是這樣寫的，“我在報上看到桃李篇，再圓滿的結束也還是使人惆悵。”又是一句張腔！

相對于此，張也曾經向夏抱怨她對胡蘭成《今生今世》的感受：“胡蘭成書中講我的部分纏夾得奇怪，他也不至于老到這樣。不知從哪里來的quote我姑姑的話，幸而她看不到，不然要氣死了。后來來過許多信，我要是回信勢必‘出惡聲’?！贝藭r無聲勝有聲，一方面不屑對方死乞白賴，一方面也是徐圖大舉：張同時已經在醞釀《小團圓》了。

更讓我們見識張愛玲溫柔的一面的是她對志清先生一家的關懷。她的信中總是問候夏師母王洞以及女兒自珍。她寫道，“照片上看得出你跟王洞像一對玉人一樣經久?！弊哉鋸男≈腔鄄婚_，她又寫道，像自珍這樣在自己的世界中自得其樂，“極可能是幸福的?！被仡欁约核鶃碇?，張愛玲應是有感而發(fā)。一九九四年五月二日她給夏的最后一封信是這樣結束的：

無論如何這封信要寄出，不能再等了。你和王洞、自珍都好？有沒旅行？我以前信上也許說過在超級市場看見洋芋沙拉就想起是自珍唯一愛吃的。你只愛吃西瓜，都是你文內提起過的。

“無論如何這封信要寄出，不能再等了。”比照五十年前張的名言，“時代是倉促的，已經在破壞中，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這仿佛是接下去說的話。一九九四年的張愛玲“不能再等了”，她把“無論如何”要寄出的信，寄給了夏志清一家人。

認識夏先生的人看到張愛玲這封信應當會心一笑。兩人不過數次見面，多半靠書信來往。但夏先生對生命的樂觀執(zhí)著，對每一天認真的生活，顯然張愛玲已經默默體會到了。

因為與夏先生的通信，張愛玲晚期的書寫有了意想不到的出口。“來日大難，口燥唇干，今日相樂，皆當喜歡?！爆F世的家常人生，洋芋色拉與西瓜，張愛玲從來無緣享受；但她把她的祝福與希望寄托給夏家一家人。不論她的世界是華麗還是蒼涼，張夏之間的友誼有他們的通信為證，他們的通信也見證了“寒咝咝”的人間，畢竟還有互信的可能。這是我所謂“信”的倫理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