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明朝的法律，走私茶葉是重罪，而歐陽倫在利益的驅(qū)使下，委派家奴周保向西南邊境走私茶葉，以牟取暴利。而周保在走私茶葉的過程中，更是驕橫不法，擅闖關(guān)卡，不僅如此，他還對地方官吏打罵凌辱，最終被人告發(fā)。

事發(fā)之后，朱元璋龍顏大怒，將駙馬歐陽倫和周保捉拿歸案，并一同處死。歐陽倫此前是朱元璋身邊的紅人，更是皇帝的乘龍快婿，所以經(jīng)歷過此事之后，大臣們看到了一個鐵面無私的朱元璋——只要牽涉到貪腐問題，一律法辦，絕不姑息。

朱元璋為了遏制貪腐之風，在刑律方面又進行了進一步強化，在原有的《大明律》基礎(chǔ)上，又頒行了《大誥》，以彌補《大明律》量刑上的不足?！洞笳a》不同于一般刑律，它是非常之刑，專門打擊那些貪污、盜竊、行賄、納賄的不法之徒，其用刑之嚴酷，舉世聞名。比如朱元璋親手創(chuàng)設(shè)的酷刑“剝皮實草”（也叫“剝皮楦草”），顧名思義，就是把人的皮剝下來，再用稻草填充進去，然后懸掛示眾，以此來震懾那些貪污腐敗的官員。

可以說，朱元璋在建立大明朝之后，做的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肅貪倡廉，朱元璋對貪腐的打擊可以說是不遺余力、重拳出擊。雖然說朱元璋的懲貪手段有些殘酷，但非常時期用非常之法，正是這些嚴酷的刑法，使得元末以來形成的貪腐之風得到了遏制，這也為后來的經(jīng)濟恢復和吏治澄清奠定了一定基礎(chǔ)。

但由于朱元璋的懲貪手段過于嚴酷，官場上長期彌漫著緊張和壓抑的氣氛，長此以往，是不利于統(tǒng)治的。因此，到了仁宗和宣宗時期，統(tǒng)治者開始減輕刑罰，注重教化，實行寬松的社會政策，這也使得這一時期的社會經(jīng)濟得到了進一步的繁榮和發(fā)展（這一時期被后世稱為“仁宣之治”）。

然而，隨著內(nèi)閣制度的逐步確立以及宦官的干政，明朝的政治制度開始出現(xiàn)松動，朝臣和宦官兩大勢力也開始鉆制度的空子。于是，自明英宗即位之后，尤其是三楊逝世、王振竊權(quán)干政之后，貪腐之風便再次抬頭，自上而下出現(xiàn)了一系列貪污腐敗的現(xiàn)象，并且愈演愈烈，在整個官場上下蔓延，到了明朝中后期，連皇帝都對貪腐束手無策了，史書上曾用“政由賄成”來形容這一段歷史。總而言之，貪腐問題逐漸成了明朝的不治之癥，并最終使大明王朝滑向了毀滅的深淵。雖然明朝也涌現(xiàn)出不少的廉吏清官，比如昆曲《十五貫》的主角況鐘、抬棺材罵皇帝的海瑞等，但這些個例依然難以掩飾明朝積重難返的貪腐問題。

明朝中后期的官員究竟貪腐到了何種程度呢？我們來看兩個例子，相信看完之后，你也就一目了然了。

首先是一個宦官的例子，這個例子就是劉瑾。

劉瑾早年入侍東宮，因此受到東宮太子朱厚照的器重，朱厚照登基之后，劉瑾也開啟了他的權(quán)宦之路。當時民間流行這樣一個說法，稱大明朝有兩個皇帝，一個是“朱皇帝”，一個是“劉皇帝”，還有說法稱，一個是“坐皇帝”，一個是“站皇帝”。很顯然，這里的“劉皇帝”和“站皇帝”所指的就是大太監(jiān)劉瑾。

劉瑾專權(quán)時間并不長，只有五年時間，他的權(quán)宦生涯相比于王振、魏忠賢要遜色很多，但劉瑾聚斂的財富遠遠超過他們，成了大明一朝的首富。

2010年，《亞洲華爾街日報》列出了過去一千年，全球最富有的五十個人，明朝大宦官劉瑾就榜上有名，可見其財富之巨。

劉瑾的財富到底有多少呢？根據(jù)《繼世紀聞》的記載，劉瑾被抄家時，查出“金共一千二百五十萬七千八百兩，銀共二萬五千九百五十八萬三千八百兩”。就連明武宗朱厚照本人也說，劉瑾的家產(chǎn)“金銀累數(shù)百萬，其他寶貨不可勝計”。

劉瑾能在如此之短的時間內(nèi)，聚斂如此多的財富，可見其斂財手段非同一般。根據(jù)史料記載，其手段除了賣官鬻爵、實行納捐、克扣國用軍費之外，還有大肆收賄。無論京官還是地方官，見了劉瑾都得叫“千歲”，都得自稱是“門下”，都要給劉瑾贈送禮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