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云志

一

我之從事胡適研究，是許多原因促成的。

1972年，“文革”尚未結(jié)束，我所在的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當時中國社會科學院尚未成立）接到任務(wù)，要組織人力進行中華民國史研究。據(jù)說這是一年前，在一次出版工作會議上，由周恩來總理等人提出的建議。我1964年畢業(yè)后到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先后搞兩次“四清”，一次農(nóng)村勞動，接著，就進入“文革”。所以還從未接觸業(yè)務(wù)工作。搞民國史，讓我們一部分年輕人有機會比其他人提前進入業(yè)務(wù)工作，是很大的幸運。然而，“文革”畢竟尚未結(jié)束，我們也就不可能完全正常地全力做研究工作，大約每星期可以有三四天的時間用來做研究工作，其余的兩三天時間免不了要參加“文革”各種活動、各種會議之類。這已經(jīng)令人羨慕不已了。

由李新先生領(lǐng)銜，于1972年10月成立中華民國史研究室（實際上當時叫作研究組），起初只有十幾個人。李新先生要求大家先從搜集整理資料入手，分作三個小組，一個小組以民國人物為中心，一個小組以大事記為中心，另一個小組以專題資料為中心。

我們的工作得到中華書局的大力支持和配合。雙方約定，由我們民國史研究室的三個小組分別編寫《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的“人物傳”、“大事記”和“專題資料”三個系列的稿子，交給中華書局刊印，作為內(nèi)部資料發(fā)行，借以征求意見，為將來撰寫《中華民國史》做準備。

我被分在“人物傳”小組。第一步工作是查閱資料，列出千人左右的人物傳入選名單。我主要關(guān)注思想文化（包括教育、科技、藝術(shù)等）方面的人物。很顯然，胡適是民國時期思想文化方面的首要人物，對他是一定要作為重點加以研究的?？梢哉f，我是被一種客觀形勢推到研究胡適的路上來的。如果沒有研究中華民國史這回事，按我個人的興趣，我可能把全副精力都投入到晚清史的研究。又如果我不是被分在中華民國史的人物傳小組，又如果我不是被委以重點關(guān)注思想文化方面的人物，我也許就不會和胡適研究結(jié)下不解之緣。

當然，這只是客觀形勢的一面，單有這一方面，還不足以使我同胡適研究結(jié)下不解之緣。因為我可以一般地了解胡適的主要資料，寫一篇胡適小傳，就可以交差了，不一定要沒完沒了地研究他這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