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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奧威爾冒著生命危險完成《一九八四》時，他也對未來存有不切實際的希望。1948年10月，他遲疑不決地告訴朱利安·西蒙斯：“我也許可以去國外，但行程可能要我的命，所以住進一間療養(yǎng)院可能是最好的選擇?！睅滋旌?，在給理查德·里斯寫信時，他終于承認他在朱拉島住不明智：“今后每年冬天我必須住在容易找到醫(yī)生的地方——至于在哪里還不知道，但可能是像布賴頓這種地方。”他甚至想過“在更合適時，我們可能安排每年冬天去西西里島住”。他所患的消耗性疾病不詳的發(fā)展——體重下降，變得憔悴，發(fā)高燒，夜里盜汗，氣短氣喘，胸口疼，咳得厲害，時常傷風和咯血——讓他最后不得不于1949年1月離開朱拉島（參見附錄3）。

奧威爾決定不回海爾麥爾茲，在那里接受的痛苦的氣胸療法未能治好他的病。與格溫·奧肖內西和布魯斯·迪克商量后，他先是選擇了諾威奇附近的一家療養(yǎng)院。在院方未能讓他及時入院時，他于1949年1月6日進了克蘭漢姆的科茨沃爾德療養(yǎng)院，那里海拔900英尺，離格洛斯特5英里。迪克醫(yī)生謹慎地告訴戴維·阿斯特：“我希望這個可憐的人能好起來?，F在顯而易見的是，他今后需要在療養(yǎng)院環(huán)境下最小心地生活。我認為回到朱拉島的夢必須醒醒了。”

在克蘭漢姆，奧威爾主要過著戶外生活，住在一間簡陋的木屋里，那是老式肺結核療法的遺留（但無效果），即休息、合適飲食、日照和新鮮空氣。在最后一本文學筆記中，奧威爾顯然滿意那里的環(huán)境，他準確記述了其布置：

我住在一間所謂的小屋中，是一排相接的木屋中的一間。玻璃門，每間小屋的面積是15x12英尺。有熱水管，一個洗臉盆，除了常見的床頭柜，還有一件五斗櫥和衣柜。外面有個玻璃頂走廊，全是手端進來的——沒有那種手推車難聽的格格聲，那種聲音在醫(yī)院里總是不絕于耳。也沒多少收音機的噪音——病人全發(fā)了耳機。

奧威爾曾告訴康諾利他覺得自己的病“有意思”，在克蘭漢姆時，他明顯感覺到自己的身體不可阻擋地日益變差。在肺結核病體中，肺部因為被感染組織細菌的繁殖而受損。細菌攻擊并破壞身體組織時，會形成小圓球或稱結核，里面含有細菌和白細胞。細菌引起肺部組織機能障礙，痰里也有了細菌。這種消耗性疾病緩慢地從結核病機能障礙、組織壞死和形成空洞發(fā)展到侵蝕血管和肺部出血，如果出血量大，甚至會引起病人因為自己的血窒息而死。

在《魔山》中，托馬斯·曼描述了這種病理發(fā)展及其經常導致死亡的特點，這種發(fā)展即“形成小核，出現可溶性毒素及其對系統(tǒng)的催眠效果；組織壞死，還有能否通過白堊狀石化作用阻止這種病并通過纖維化將其治愈的問題，要么（更可能出現）它會不會擴展到整片區(qū)域，造成更大空洞并破壞該器官的問題”。就像阿爾貝·加繆——他也患了同種疾病，在1949年接受了同樣的注射鏈霉素和對氨基水楊酸的療程——奧威爾一直與身體疼痛做斗爭并知道來日無多。跟加繆一樣，他覺得“沒幾個人在想到他們的疾病時帶著像我感到的那么恐怖……我對死的感覺是熟悉的”。

盡管克蘭漢姆難以到達，特別是那時很少人有汽車，但比起海爾麥爾茲，那里離倫敦近得多，有幾個朋友和熟人得以拜訪他。經濟歷史學家R.H.托尼去看望過他，他家就在克蘭漢姆附近，他也跟理查德·里斯是朋友。奧威爾說托尼是“工黨運動中少數幾個既令人尊重，本人又讓人喜歡的要人之一”，并難得地送了他一本《一九八四》?！镀鞄猛韴蟆返木庉嫴闋査埂た聜惙Q盡管奧威爾肺部情況很糟糕，但仍在抽“可怕的煙卷”，而且仍熱衷于討論大事。在《一九八四》中，他關心在一個極權主義國度里如何堅持人道主義價值觀，在此國度內，宗教信仰被對一個無所不能的領導人的崇拜所取代。“世界上的問題是，”他告訴柯倫，“如果人們已不再信仰上帝，我們能否讓他們彼此以禮相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