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便是，或因為我是研究歷史出身的，特別注重文獻資料，我覺得作為一種社會表征的文獻資料，在人類學研究中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在中國南方與西南研究中，我們知道，至少從明清時期以來，很多本土人士便從這些文獻來認識自己、建構自己，當然他們不一定完全接受，甚至會對這些文獻傳遞的信息有新的詮釋。但想想，本土人士都依賴這些文獻來認識與建構自己，那么研究者怎么能不讀這些文獻呢？

張原：非常感謝王老師今天給了我們這么好的建議，這確實讓我們受益匪淺。通過這一次采訪形式的交流，我們獲得了一個寶貴的向您學習的機會，這也讓我們大陸的同學更深刻地理解了您的一些觀點。其實通過這次采訪，我感覺到王老師雖然是一個歷史學家，但是對于我這樣一個人類學專業(yè)的研究生來說，王老師的學術思想，不管在理念還是在具體的方法上，都與人類學的研究有很多共通之處。我覺得，王老師把歷史文獻看成表征，然后去探究其背后的“reality”，您這樣的歷史學研究跟我們人類學通過一些社會現(xiàn)象來探求社會事實的研究，也是有些相通的。所以經過這樣一次交流后，我們進一步了解了您的這種帶有人類學傾向的史學研究，也受到很大啟發(fā)。

（《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08年29 卷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