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英雄祖先與弟兄民族》跟《羌在漢藏之間》的關(guān)系，我們可以這么說：《羌在漢藏之間》是“化陌生為熟悉”—把我們以前很陌生的一些“歷史”，一些我們不把它當做歷史的記憶作為“歷史”，透過文本分析了解它的內(nèi)在意義與對應的社會情境，如此將其變成我們所熟悉的一種知識；《英雄祖先與弟兄民族》則是“化熟悉為陌生”—對我們以前認為很熟悉的那些太伯奔吳、黃帝四方征伐等歷史記憶，賦予它們一個新解釋，也因此建立一種新的歷史知識，這也是一個對我們的普遍知識而言相當陌生的歷史知識。

張原：我感覺，在《華夏邊緣》這本書里面，您用得更多的是族群理論方面的，要解決的是民族史的問題；但到了后期，您就開始走向一種“社會記憶”的研究，也深化了一種對歷史的反思；之后，您的研究所用的關(guān)鍵詞則是“歷史心性”。那么從族群到記憶再到歷史心性，在這個過程里，感覺您是不斷地在加深對“歷史”的理解，我想，這里面是不是有一種從對民族史的反思到整體歷史的反思的深入過程呢？

王明珂：可以這么說。在方法論上，《華夏邊緣》中我只是運用社會記憶理論在族群研究里。在《羌在漢藏之間》一書中我用文本分析來理解、詮釋社會記憶，并以此理解一種流行于羌族中的歷史心性。在《英雄祖先與弟兄民族》中，我更進一步以歷史心性、文類、結(jié)構(gòu)化敘事情節(jié)等文本結(jié)構(gòu)為分析框架，來理解華夏形成、發(fā)展與變遷的整體情境。當然我希望讀者不只是把它視做一個“民族史”的新研究，這樣的分析方法是可以對一般史學有貢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