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定蔣先生值得目前在其這樣大多數(shù)的本國人民以及許多有資格的外國觀察者身上所得到的尊崇，那么形成他的性格的，是些什么力量呢？最早的也許是孫中 山先生的政治理想主義以及孫先生與這位天賦極高的青年信徒之間的密切關系。蔣先生似乎是真心接受他的導師的革命理論以及這項理論所帶來的各項要求。他并且 得到他的夫人宋美齡女士的賢妻的很大助力，自從締婚以來，她對于他的日益遠大的眼光以及日益深厚的道德基礎實有極大的貢獻力。他的工作的繁重和復雜，其種 類之繁復以及幾乎不可克服的困難，也許在提醒一種謹嚴的責任感方面有不少的助力。國家危難期間的急迫性可能更加強了這一責任感。每一個致力于改善中國境況 的人都覺得現(xiàn)有情況是可以改善的，他的努力所得到的反應必已引起他對于工作的興趣，這項興趣并隨閱歷之增廣而增長。

蔣先生信奉基督教差不多已有十年，他雖然極謹慎，卻能履行這一信仰的原則與實踐，因為他對于這項信仰，已有更清楚的認識。他最初對于基督教所知并不 太多，但在公務繁冗與為國事焦勞之中，他仍找出時間來從事個人的宗教修養(yǎng)，并且養(yǎng)成一種習慣，他已以此事為取得指導、靈感與精神力量的泉源。作者本人以一 個基督徒的身份，不能不相信恪遵教義與倚賴這一信仰為精神的憑藉，對于性格確具潛移默化的作用。蔣先生本人在其有關西安事變的經歷的公開言論中，認為他從 耶穌的教義與榜樣中所學到的東西，對于他目前的態(tài)度與行為有很大的影響。由此而言，如認為宗教的因果律對他會發(fā)生影響，似乎是合理的事。

作者在這里無妨再說幾句話作為本文結束。作者與蔣先生的個人間接觸，使作者在各階段中對于他的觀感完全無異于中國人民在上述同一階段中對于他的觀 感，卒而對于他的愛國心之顯明誠摯與他私生活之絕對清白，具有無容置疑的信心；對于他的欽仰則越來越含有愛的成分。中國在其更生與重建的最緊要關頭期間， 能夠有他這樣一個有品格有才干的人來積極領導全國，實在是極幸運的事。這一點是清楚無疑的。[4]

投之以桃，報之以李。司徒雷登的主動示好，使“蔣介石對他的態(tài)度也日見友善，以至逐步發(fā)展到相當親密的程度”。

1934年，受美國經濟大蕭條的影響，燕京大學出現(xiàn)財政赤字，司徒雷登倡議發(fā)起“百萬基金運動”。 司徒雷登在一次與蔣介石的會面中曾經談及此事，蔣介石當即決定讓司徒雷登在南京勵志社總社（勵志社主要是一個接待國內外軍政人員的機構，其總干事黃仁霖是 美國留學生，基督教徒）就燕京大學辦學宗旨與教育制度諸問題發(fā)表演講。

這次演講會可謂是盛況空前，除蔣介石本人因臨時有事未到外，行政院院長汪精衛(wèi)以下，包括宋子文、孔祥熙、張群、何應欽、陳誠等在內的國民政府各院部 及海陸空三軍將領等共200余人出席。司徒雷登在會上用中文所作的長篇講演，給與會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其直接產生的效果就是國民政府教育部自是開始每 年撥給燕京大學7.5萬元經費，政府各機關部門也爭相聘用燕京大學畢業(yè)生。

基督教這根紐帶將司徒雷登與蔣介石聯(lián)系在一起，以致有一種說法認為：“司徒雷登把蔣介石視作基督教在中國得以傳播的最好范例，并引以為榮。”[5]

事實上，蔣介石在信仰基督教后，在信仰方面是非常虔誠的，每日按時做禱告，他也曾向司徒雷登談過自己內心的宗教世界。

1927年蔣宋聯(lián)姻的婚禮，就是在上海宋宅以基督教的方式進行的。

蔣介石日后發(fā)表的說詞也可看出基督教教義對其思想的影響。他推動與提出的一些口號和措施，比如所謂“新生活運動”等，也無時無刻不存在基督教的影 子，或者是中國的儒學與基督教教義結合的產物。當他遇到困難甚至挫折時，也以讀基督徒的心書《荒漠甘泉》而自勵。蔣氏夫婦在南京中山陵園內建基督凱歌堂 （私人教堂），“凱歌”兩字即取自“二十四史”中的《晉書·樂志上》：“其有短簫之樂者，則所謂王師大捷，令軍中凱歌者也。”并親筆題字：“耶穌降世一九 四七年十月基督凱歌堂，蔣中正題。”1949年到臺灣后，他又在臺北市士林官邸側建士林堂，同樣，“士林”兩字也有出典，語出《資治通鑒·漢紀》：“乘犢 車，從吏卒，交游士林。”將禮拜堂名取諸中國典故，這也很符合蔣介石的性格。材料顯示，蔣介石愈到晚年，基督教愈成為其生活中的精神支柱，蔣死后其棺木中 就放著一本《荒漠甘泉》。

2005年2月16日，蔣介石的孫媳蔣方智怡經過與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協(xié)商，達成了把蔣介石日記暫存胡佛研究院50年并逐年對外開放的協(xié)議。

2006年3月，首批蔣介石日記對外開放。迄今，已開放了從1917年至1955年間的日記（至2009年將全部開放完畢）。海峽兩岸學界對此都極 為關注，稱之為“可以改寫中國近代史”（大陸學者楊天石語）之文獻，發(fā)出了“民國史應該重寫”（臺灣學者呂芳上語）的感嘆，并力主兩岸應擺脫“土匪史觀” 及“內戰(zhàn)思維”，深入開展研究，以還歷史的本來面貌。

隨著蔣介石日記的開放，蔣氏圈點、眉批的中文手抄本《圣經》也呈現(xiàn)在人們面前，我們從中得知，蔣信仰基督，是經過自己深思熟慮的，雖然早在1927 年，宋母倪太夫人即要求他信仰基督，但直至1930年，倪太夫人臨終前，為了安慰自己的岳母，他才決定皈依基督。[6]通過三遍對《圣經》的研 讀，1931年，蔣氏終于受洗成了一名虔誠的基督徒。[7]

1923年3月3日，司徒雷登的親密朋友，燕京大學副校長哈利·魯斯（Harry Luce，中文名路思義）的長子，時年25歲的亨利·魯斯（Henry R.Luce）在美國紐約創(chuàng)辦了一份名為“Time”的周刊，“Time”直譯成中文是“時間”的意思，但最后卻成了“時代”，從刊物所反映了各個歷史年 代的人物而言，這個意譯確已體現(xiàn)了這本迄今仍存在的刊物的內涵。

《時代》問世以后，即刻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圖文并茂，通俗易懂的辦刊方式，使它贏得了眾多的讀者群，而它的封面人物和年度人物，更成為一種其專有的品牌。

路思義（1868—1941）是美國北長老會的傳教士，他與司徒雷登一樣，都是受“學生志愿赴海外傳教運動”的感召來中國傳教的。

在美國，長老會即加爾文宗，由加爾文創(chuàng)立于瑞士，其管理教會者稱長老，由信徒們民主推選產生，所以，又稱長老會。

路思義1897年偕新婚妻子到山東登州傳教，次年，在這里生下了他們的長子魯斯。

魯斯在中國出生，并與司徒雷登一樣，也在中國生活了14年，與許多傳教士的后代們一樣，他對中國的感情不言而喻。這就有了讓中國人作《時代》封面和年度人物的設想。

蔣介石曾先后十次成為《時代》封面人物或年度人物。宋美齡也多次與蔣同時或自己單獨成為《時代》的封面人物。

蔣介石第一次現(xiàn)身《時代》封面是1927年4月4日，這一年，蔣40歲，是國民革命軍北伐軍的總司令。從1926年7月革命軍在廣州誓師北伐，到 1927年4月，東南半壁的江山已經底定，4月8日，南京國民政府成立。與北洋政府的五色旗不同，它的旗幟是孫中山認定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稌r代》是這 樣描述這面旗幟的：

紅、白、藍三色的國民政府旗幟隨即飄揚，在紅底的旗幟上方，是一片藍色田野。田野上升起一顆白色太陽。[8]

1931年10月26日，蔣介石和宋美齡一起成為這一天出版的《時代》封面人物。

38天前的9月18日，日本軍人在沈陽北大營，制造了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此后，東北與中國分離達14年之久。

9月20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

日本侵略東省，是已成之事，無法補救。如我國內能從此團結一致，未始非轉禍為福之機，故對內部當謀團結也。[9]

1932年5月7日，司徒雷登結束他為校務所需的第8次赴美后返華。在船上，他與魯斯不期而遇，后者是和他的內兄塞夫林豪斯一起前往中國的，這也是他自1912年離開中國返美20年后首次回出生地中國。

司徒雷登和魯斯雖然在年齡上相差22歲，屬于兩代人，但兩人都是傳教士的后代，都出生在中國，都在中國度過了自己的少年時代。他們在甲板上散步和交 談。塞夫林豪斯在日記中記錄了這一段歷史：“司徒雷登、魯斯和我每次吃飯都是最后離開餐廳。我們一起交談（關于中國），似有說不完的話題。”[10]

在北平，魯斯曾與時任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文學院長的胡適有過聚會和交往。而結識胡適，可能也是司徒雷登介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