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辛格對日常生活文化的興趣甚至可以說基于一個非常簡單的事實：我們不僅從頭到腳置身其中，我們的大腦也在里面。這也意味著：我們離日常生活文化那么近，以至于我們自以為可以準確地認識它。同時，我們卻又如此深地糾纏于其中，這又導致了我們因缺少必要的時間和距離去反思它們，因而我們會對自己的日常舉止作出錯誤的解釋，或者不能對已經(jīng)不再起作用的習慣性行為予以糾正。只要我們開始注意到一些看起來非常簡單的行為，比如摘掉帽子或者握手，注意到我們自身和他者如何理解這些行為，這時我們就需要非常復雜的詮釋學能力，就如同要對文學、繪畫和音樂做出詮釋一樣復雜。日常生活史對他來說也很重要，因為在這里可以發(fā)現(xiàn)很多那些傾向于以組織與事件為核心的史學還沒有把握的內(nèi)容（阿格納絲·赫勒因此將日常生活稱為“歷史的秘密寫本”），因為在這里可以檢測出政治上的轟轟烈烈和媒體的一窩蜂式的報道之后究竟留下了什么。在這里，我想到的是他的演講《秘密的延續(xù)——1968年學生運動留在當今日常文化中的痕跡》（Bausinger，1991d）。在許多當年的革命者紛紛列舉‘68學生運動所取得的業(yè)績時，鮑辛格首先提到的是一個“無足輕重的事情”，即人們彼此以“你”相稱的現(xiàn)象遍布社會。

在分析不為人注意的現(xiàn)象時，鮑辛格的與眾不同之處在于，他嚴格地遠離在德國廣為流行的文化悲觀主義的觀點。在他那里，日常生活不是灰色的，日常的思想并非如人們經(jīng)常描寫的那樣狹隘與目光短淺、充滿偏見、不思改變與進取，通俗的、流行的日常文化并非一直在對抗精英文化的蔑視。鮑辛格通過指出人們?nèi)绾螌Υ蟊妭髅焦?jié)目進行獨立、自主地選擇與加工的方式，來說明大眾作為被動的電視觀眾這一圖景是多么無的放矢。在那些被廣為病詬的大眾旅游的游客身上，他看到了關于自身與陌生者的經(jīng)驗如何在人們身上起作用。在《對半教育的贊美》一文中他指出，我們應該看到底層民眾手里的知識不是一個半空的瓶子，而是一個半滿的瓶子（Bausinger, 1996a）。對于阿多諾的斷言“半教育將知識的秘密王國變成了全體人的王國”，他也精練地指出：“王國的民主化沒有任何壞處?！比绻覀兿肜斫怩U辛格這些對民眾充滿友好但絕非民俗浪漫主義式的立場來自何處時，那就不可避免地要考慮到鮑辛格來自小市民階層、沒有精英學術的家庭背景這一事實。對此，鮑辛格既沒有逃避，也不想對此避而不談。在專業(yè)改革的二十年之后，“經(jīng)驗文化學”專業(yè)的注冊學生人數(shù)增加了十倍。毫無疑問，這其中一個重要的、核心性的因素便是，在教育擴展的過程當中，越來越多來自低教育程度階層的子弟開始上大學，越來越多工人和職員家庭的兒子，尤其是女兒對這一關注“眾人的文化”的學科感興趣，并在這里進行對日常生活的啟蒙。

如同許多民俗學者一樣，鮑辛格出身于德語言文學專業(yè)。直到今天，他的研究中很大一部分還與民間文學的一些文類有關，比如童話、消遣文學、方言詩、德國的尤其是南德地區(qū)的純文學、德國尤其是南德施瓦本地區(qū)的語言。不過，從一開始，鮑辛格的語文學就帶有民族志的色彩。他的博士論文（完成于1952年）討論的是研究對象的“活態(tài)的講述”（這意味著，盡可能自發(fā)的、而非預先準備好的講述）（Bausinger，1952）。1955年，他與阿諾·魯歐夫

（Arno Ruoff）在多個城市和村莊調(diào)查和記錄口頭語言。他成為文學研究的批評者——在他看來，文學研究盡管一直在強調(diào)文本是在閱讀過程中才被創(chuàng)造出來，但是文學研究者卻并不關注實際上的、多層面的文學接受過程。相反，他們最后的落腳之處總是含混不清的讀者，也就是說最終還是文本本身。他批評主流媒體研究者最多會關注某一單個媒體產(chǎn)品的效果，但是傳媒界總體在日常生活中的功用卻未能進入他們的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