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恩德·尤爾根·瓦內(nèi)肯

1959年，赫爾曼·鮑辛格完成了他的教授資格論文。這本書的第一個句子就足以讓人感到振聾發(fā)聵：“貝奧特多·布萊希特曾經(jīng)提出，在我們這個時代，應該用‘民眾’（Bev?lkerung）將‘人民’（Volk）一詞取而代之。這樣做本身就意味著不再支持許多謊言。”當時奧地利民俗學的領軍人物列奧波德·施密德以同樣一針見血的方式做出了回應：“如果一本書開篇就引用備受憎恨的布萊希特，那就完全可以不必翻看它，直接把它扔到一邊去好了?！笨墒?，施密德還是繼續(xù)讀了下去。讀到后來，他雖然不太情愿卻也不得不承認，這個圖賓根大學民俗學專業(yè)的助教本意并不是要給奄奄一息的民俗學踢上最后的致命一腳，而是要給它注射一針起死回生的維他命。實際上，正如書名《技術世界中的民間文化》（Volkskulture in der technischen Welt，Bausinger，1961）所表明的那樣，出于對歷史關聯(lián)與學科整體的考慮，鮑辛格并沒有把無處不在的概念“人民”完全棄置不用，但是不再把它當成有機的整體，而更多地理解為“普通的民眾”、“小人物”。在他看來，民間文化應該不再等同于原始的或前工業(yè)化時代的文化，我們也必須要研究它們在現(xiàn)代的、工業(yè)化時代的形式。但是他沒有被那些言詞激烈或預言消亡或試圖拯救的文化批評者感染得頭腦發(fā)熱。相反，他的論點充滿思考和冷靜。嚴格的冷靜，也是鮑辛格對他的專業(yè)，尤其是對圖賓根的路德維?！跆m德研究所（Ludwig-Uhland-Institut）提出的要求。從1960年起，他擔任那里的所長，直到1992年榮休為止。他履職研究所教席時，雖然門牌上還寫著“民俗學”，但是內(nèi)容上已經(jīng)與新名稱“經(jīng)驗文化學”相匹配。1971年，該研究所完成了學科名稱的變更?；邗U辛格的建議，新名稱“經(jīng)驗文化學”被采納。四十五年以來，鮑辛格是民俗學的主要人物。自“經(jīng)驗文化學”這一學科名稱出現(xiàn)的三十五年以來，鮑辛格是這個專業(yè)的第一個也是第一流的代表人物。

鮑辛格關注“小人物的文化”，這并沒有使他的研究變得無足輕重。恰恰相反，他的研究反倒成了進入一片處女地的發(fā)現(xiàn)之旅：日常生活。1974年，鮑辛格在為圖賓根大學的報紙《嘗試》撰寫的一篇文章中闡明，他的研究致力于那些不引人注目的、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的、為其他文化研究學科視為死角的內(nèi)容（Bausinger，1974）。在他看來，其他學科并不真正關注當今的大眾文化：只有個別藝術史學者才研究廣告，只有少數(shù)音樂研究者才關注爵士樂，只有少數(shù)文學研究者才注意到產(chǎn)品使用說明書，更不用說有人去考慮這些事物之間的關聯(lián)了。在鮑辛格看來，日常文化研究的對象不僅僅是通俗藝術品本身，同時也是這些通俗藝術品在生活中的位置，它們對日常思想的意義，它們在日常生活中的功能，尤其是它們的思想方式和行動方式本身。在民俗學的話語中，人們將該專業(yè)關注不為人注意的、日常的現(xiàn)象這一事實，用“對不引人注意之事的虔敬”這一公式來表達：這句話最早出自波提舍，用來諷刺格林兄弟的“古老的德意志森林”。在十九世紀的進程中，這一揶揄之詞卻成了充滿敬意的話語，因為人們開始將許多被忽略的民間文化看作一座金礦殘渣，是日耳曼古老文化的見證，它標示著人類文化的開端。鮑辛格的經(jīng)驗文化學與這些觀點格格不入：他從來不考慮如何從精英文化研究的角度來看待這些“低級的”產(chǎn)品和流行的行為，從來不考慮如何將通俗文化予以闡釋上的提升。對鮑辛格來說，連環(huán)漫畫并不會因為被提升為古代埃及象形文字的后繼者才變得有意義，他對足球研究的興趣也不取決于體育館被視為“當?shù)氐纳駢薄⒈荣惐豢醋麟[性的基督教“詛咒與寬恕”儀式等類似的論斷。從總體上，他一直堅持哲學家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提出的警言，即我們不能隔岸釣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