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理雅各翻譯中國經典的過程中，最大的助力來自王韜。他們兩人的合作，達十年之久，不但使理雅各翻譯工作可以順利進行，也使王韜得以接觸西方的文化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文明。這段交往，可說是高層次跨文化接觸與交流的典范經驗，值得多加注意。研究中國近代思想的中國學者，往往只強調“西學東漸”，不太措意文化“雙向互動”的影響，反倒是西方學者從他們自身的興趣，比較容易看到跨文化交流引起的“雙向”或“多向”思辯議題。美國學者柯保安（Paul Cohen）對王韜的研究，就很有啟發(fā)性。

王韜來到香港，隨理雅各工作，本來是因為避難，逃脫清廷對他投靠太平天國的通緝。他逃到香港，是英國駐上海領事的安排，對香港這片蠻荒之地是非常不滿的，首先是吃不習慣，水土不服，再加上文化娛樂活動貧乏，讓這位風流才子十分氣悶。理雅各只會講粵話，一開始溝通困難，也使他感到縛手縛腳，難以安身。

然而，王韜的學識令理雅各傾倒，理雅各的認真執(zhí)著也使王韜心折，兩個南腔北調人、東文西語客，性格與志趣完全不同，居然合作得很融洽，一做就是十年。理雅各在《中國經典第三冊（尚書）》出版時，特別向王韜致謝，說：“這位學者學識淵博，對經典理解透徹，遠超過我認識的任何中國學者。他一八六三年底來到香港，協(xié)助我工作，就像帶來了圖書館的寶藏。同時，工作充滿熱情，時而解說，時而論辯，不但大有助益，也使辛勞的工作活潑有趣?！?/p>

其間有兩年的時間，王韜還隨理雅各到英國去，浸潤了西方文化與學術研究。當理雅各最后一次離開香港、退休回國時，王韜為香港教會同人寫了一篇文章，《歡送理雅各大牧師大人榮旋》，其中說到兩人的交誼：“余獲識先生于患難中，辱以文章學問相契合，所謂知己感恩，兼而有之者也?！?/p>

中國人會說是緣分，理雅各一定相信是上帝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