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一年，奧利佛和我發(fā)現(xiàn)，按照《城市區(qū)域法》，沒有部一級的批準，不允許我們在市內(nèi)擁有經(jīng)營場所。我們的申請被拒絕，但是，按照《社團區(qū)域法》我們得到了臨時許可。臨時許可很快就要到期，當局拒絕為我們辦理新的臨時許可，要求我們把辦公室搬到許多英里之外的非洲人居住區(qū)。事實上，我們的當事人到不了那里去。我們認為，這是當局為把我們擠出律師這個行當而出的黑點子。他們不斷地以驅(qū)逐相威脅，并非法侵占了我們的營業(yè)場所。

在南非，當律師意味著在一種惡劣的法律制度下工作。那不是一種神圣、平等的法律制度，而是一種根本無平等可言的制度。在這方面，最說明問題的例子是《人口登記法》，這個法使不平等合法化。有一次，我接了一位有色男子的案子。由于疏忽，他被錯劃為非洲人。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他為南非去北非和意大利參戰(zhàn)，但回來的時候，一位白人官僚卻把他劃成了非洲人。這是一個在南非比較典型的案子，它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道德“七巧板”。我不支持也不承認《人口登記法》的原則，但是，我的當事人需要一種代表權(quán)，他被劃進了他本不屬于的那個群體。被劃成有色人而不是非洲人，有很多好處。例如，有色人就不需要隨身攜帶通行證。

我代表他上訴到人口劃分委員會，該委員會負責審理有關(guān)《人口登記法》的案子。該委員會由一名地方法官和兩名其他官員組成，他們都是白人。我為這個案子收集了許多證據(jù)，檢察官也正式表示他不反對我們的上訴。但是，那位地方法官似乎對我們收集的證據(jù)和檢察官的意見不感興趣。他直視著我的委托人，并粗暴地讓他轉(zhuǎn)過身去，讓他背對著審判臺。他仔仔細細地打量了我的委托人的肩膀，在發(fā)現(xiàn)他屬陡肩型后，才向另外兩個官員點頭示意，確認這個上訴。那時候，當權(quán)的白人認為，陡肩是有色人典型的體形特征。這樣，這位男士命運純粹由地方法官對其肩膀的結(jié)構(gòu)形狀的認識來決定。

我們受理了許多涉及警察施暴的案子，盡管我們的勝訴率很低。警察施暴問題通常難于取證。警察很聰明，總是拘留被施暴的犯人很長時間，直到他的傷勢愈合。而且，警察的陳述常常與我們的委托人的陳述不一致。地方法官自然是站在警察一邊。警察監(jiān)管下的驗尸官所作的死亡結(jié)論常常是“多種原因造成死亡”，或者作一個模糊不清的解釋，使警察輕易擺脫責任。

當我受理約翰內(nèi)斯堡以外的案子時，我就申請暫時對我解除禁止，而且常常會得到批準。例如有一次，我去東德蘭士瓦為卡羅萊納鎮(zhèn)的一個當事人辯護。我的到來引起了相當大的轟動，因為許多人以前從來沒見過非洲人律師。我受到了當?shù)胤ü俸蜋z察官的熱情接待，案子等了好大一陣子才開庭，因為他們就我的職業(yè)和怎樣成為律師問了我許多問題。當時，法院里擠滿了看熱鬧的城鎮(zhèn)居民。

在附近的村子里，我遇到了一個當?shù)蒯t(yī)生被指控使用巫術(shù)的案子。這個案子也吸引了很多人，他們不是來看我，而是看白人的法律是否適用于桑戈人。那位醫(yī)生在當?shù)赜泻艽蟮膭萘?，許多人既崇拜他，又害怕他。在法庭上，我的當事人強烈地打噴嚏，使法庭產(chǎn)生了混亂，多數(shù)人都認為他正在施巫術(shù)。他被證明無罪，不過我懷疑，當?shù)厝瞬⒉话堰@次勝訴歸功于我的辯護技巧，而是歸功于那位醫(yī)生的巫術(shù)。

作為一名律師，我在法庭上很紅火。在白人的法庭上我并沒有感覺黑人低人一等，而是感覺大家不論黑人白人都是法庭上的客人。當我介紹案情的時候，我常常做大幅度的揮手動作，使用夸張的語言。對于法庭規(guī)定，我常常是一絲不茍，但是，有時我也同證人使用非正統(tǒng)的語言技巧。我喜歡盤問對方，常常制造出一種緊張氣氛。聽眾席上常常坐滿了人，因為城鎮(zhèn)上的人把出席法庭當成一種消遣。

我記得有一次為一個非洲女士辯護的情景。她在城里做家政工作，當時被指控偷了她“太太”的衣服。依照要求，被偷的衣服被擺在法庭里的一張桌子上。那位“太太”舉證后，我走到放物證的桌子前開始質(zhì)問。我仔細地查看了那堆衣服，然后用鉛筆尖挑起了一件女人短襯褲。我慢慢轉(zhuǎn)身走到證人席揮舞著那件女人短襯褲問：“太太，這個……是你的嗎？”“不是?！彼焖倩卮穑狡仁顾怀姓J那件短褲是她的。因為這個回答和她所作的證詞中存在著矛盾，所以地方法官駁回了這個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