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洗的開始，遠早于斯大林權力的崛起，其起源是在內戰(zhàn)時期。其時，黨的隊伍迅速增長，領導人害怕中間充斥著野心家和“自私自利者”。早期清洗的對象是整個社會群體：“新生的資產階級分子”、“富農”，等等。工人階級出身的布爾什維克一般免查，除非有人在清洗會議中提出具體的指控。到20世紀20年代，清洗方式逐漸出現(xiàn)了轉變，變得越來越重視個別布爾什維克的行為和信念。

伴隨這一轉變出現(xiàn)的是一個愈益復雜的制度，即專門檢查和控制黨員的私生活。申請入黨的人，必須證明自己堅信黨的意識形態(tài)，重點放在何時投身于黨的事業(yè)。只有那些在內戰(zhàn)中與紅軍并肩作戰(zhàn)的人，才被視為已經證明了自己的獻身精神。黨員在一生中，要定期上交簡短的自述，或填寫履歷表，詳細解說自己的社會背景、教育、職業(yè)，以及政治覺悟的演變。在本質上，這些文件是某種形式的公開招供，黨員們以此來重申他們無愧于這個精英的稱號。其關鍵是要顯示，他們政治覺悟的提高全虧了革命和黨的監(jiān)護。[58]

列寧格勒礦業(yè)學院的悲慘事件，更力挺了黨對黨員私人生活的監(jiān)督。1926年，有名女學生在學院宿舍里自殺，迫使她走上絕路的是她事實婚姻的丈夫的殘忍?？邓固苟　た七B科夫并沒被送上法庭，然而因為“對同志的自殺，負有道義上的責任”，他受到了共青團組織的排斥。但地區(qū)黨組織的監(jiān)察委員會—很像黨的地區(qū)法院—推翻了這一決定，認為過于苛刻，代之以“嚴厲批評和警告”。數(shù)星期后，科連科夫和他弟弟搶劫了礦業(yè)學院的收銀辦公室，刺死收銀員，刺傷其妻子。專管黨的倫理和法律的是中央監(jiān)察委員會，其資深委員索菲亞·斯米多維奇逮住這一案件，稱之為一種“病”，主要癥狀在于對同志的道德和行為的漠不關心：

同志的私人生活用不著我的關心?？七B科夫將他生病流血的妻子鎖起來，學生們只是袖手旁觀—好，這只是他的私人生活。他對她使用咒罵和侮辱的語言—也無人干涉。更重要的是，科連科夫的房間響起槍聲，樓下房間的學生甚至覺得沒有檢查一下的必要，認為這也是私事。

斯米多維奇認為，集體的任務就是以監(jiān)督和干預的方式，在成員私生活中強制執(zhí)行道德標準。她主張，只有這樣才能促進真正的集體主義和“共產黨良心”。[59]

斯米多維奇設想的監(jiān)督和舉報的制度，不全是1917年革命的新發(fā)明。幾個世紀以來，舉報一直是俄羅斯統(tǒng)治的一部分。向沙皇請愿來對抗濫權官員，在沙皇制度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這益加渲染了“沙皇即是公正”這個流行神話，只有沙皇（在沒有法院或其他公共機構的情況下）在保護人民反對“邪惡的仆從”。在俄語詞典中，舉報（donos）被定義為一種公民美德（揭露非法行為），而不是自私或惡意的行為。該定義在整個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都得以保留沿用，[60]只不過在蘇維埃制度下，舉報的文化更披上了新生的含義和強度。蘇維埃公民受到極大的鼓勵，以舉報鄰居、同事、朋友甚至親戚，警惕是每一名布爾什維克的首要職責。已晉升為中央監(jiān)察委員會高級委員的謝爾蓋·古謝夫主張：“列寧教導我們，每一名共產黨員都應成為契卡。也就是說，他應該留心察看，積極匯報?！盵61]如果認為自己的同志的思想或行為在威脅黨的團結，黨員也應予以舉報。在工廠和兵營，黨員候選人的名單張貼在黨支部辦公室門外，邀請大家寫下對候選人的檢舉，指出他們各自的缺點（如酗酒或粗魯），然后再到黨員會議上討論。盡管有些黨領導人對此舉的道德屬性表示保留意見，匯報私人談話愈益成為舉報實踐中的共同特點。蘇共十四大在1925年作出決定，一般不鼓勵有關私人談話的匯報，除非有“威脅黨內團結”的嫌疑。[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