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瀾：但是自己要去收割自己種的那個麥子，重新去體會咱們這種祖輩跟土地這種關系，還是不一樣。

陳忠實：我們從這個畫面上看，這些在那兒割麥，都給人一種非常美的感覺。那個季節(jié)是農民一年中最忙活的季節(jié)，是最苦累的時候。大太陽照著，麥子地里頭，那個溫度可能在四十到五十度，大汗淋漓，而且都要不停地割。麥黃一晌，蠶老一時，你不及時收割，晚上要刮一場風，或者下一場雨，一年的辛苦就完蛋了。人們集中了一年的精力，就在那大約十天的時間，全部釋放出來。其實我到青年時期也開始割麥，常常累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不能停下手中的活。如果說稍微一停下手中的活兒，坐下來抽根煙，一根煙剛點著，還沒吸兩口，倒下就睡著了。

王全安：割麥確實不那么簡單，你看段奕宏他們練了好久了。段奕宏的那個手，那個鐮刀一下去，從哪兒過來，自己都不知道，接著來了兩下，我一看那個手都快劃了。小說《白鹿原》中，故事大多圍繞族長白嘉軒展開。他信奉傳統儒家思想，實踐“仁、義、禮、智、信”，終生都在維護白鹿村的鄉(xiāng)約。而在電影中，主角卻變成了原本的次要人物田小娥。她用美貌與身體挑戰(zhàn)封建禮法，與命運抗爭，也最終命喪于此。她與白鹿原上諸多男性之間的感情糾葛，也取代白嘉軒和鹿子霖之間的恩怨，成為了故事的主線。于是有人調侃，這部電影不應該叫“白鹿原”，而應叫作“白鹿原上的田小娥”。

楊瀾：您有沒有覺得是這部文學作品，把非常豐厚的歷史簡單化了？

王全安：沒錯。這種簡單，其實也是必然的。因為它要的是太迂回的東西，不是情節(jié)化的，不是情感化的東西，它是很難被影像再現出來的。比如說兩個家族，或者是兩個老漢之間那種斗爭，或是延伸出來的那個倫理，它不像情感線，那么有沖突。看電影的老百姓他直觀，他很不自覺地就會被那個有色彩的東西帶走。

楊瀾：稍微有點避重就輕，或者就揀那個相對比較直接能表達的。其實那塊無論是從它的情節(jié)，它的解讀，還是它的表現上都有點難。

王全安：沒錯，而且有些設定也很困難。比如說，如果讓嘉軒這樣一個人物像小說那么豐滿的話，他是有前面的部分的。比如說七個女人，一直到種大煙，這么過來，這人物多了很多曲折，他就更結實。但是電影你要講七個女人怎么弄的，再講風水什么的，他不是很好懂，就是如果放到世界的一個范圍去看一個電影的時候，他反倒容易偏了。事實上，在小說《白鹿原》的創(chuàng)作過程中，田小娥是最早躍現的人物之一。陳忠實曾寫道：“在彰顯封建道德的無數女性榜樣名冊里，我首先感到的是最基本的作為女人本性所受到的摧殘，便產生一個純粹出于人性本能的叛逆者的人物。這個人物的故事尚無蹤影，田小娥的名字也沒有設定，但她就在這一瞬躍現在我的心里?！?/p>

楊瀾：其實陳先生在寫《白鹿原》的時候，在田小娥身上也是用情頗多的。最初要寫這么樣的一個人物，還是挺具有挑戰(zhàn)性的？

陳忠實：這個女性的寫作，也是面對著我們民族，那個大的歷史背景，因為中國女性直到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后才提出男女平等的話題。所以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它要推翻的不僅是封建制度，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命題，提升中國女性在中國社會和中國家庭里的地位，這是一個非常新鮮的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