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認知錯誤不只局限于基于某人的種族或者民族信息所做出的判斷，它源于從心理和社會角度對不同人類群體做出的判斷，包括年齡、性別、宗教、社會階層、性生活、殘疾、外表、職業(yè)以及性格等因素，其中一些因素更加容易成為人們解釋某種行為的原因。正如讓·保羅·薩特的著名論斷所說，如果一個女人和某個皮貨商的關系不佳，她會給他們的爭執(zhí)加一個解釋—皮貨商是猶太人。薩特提出疑問，為什么女人不把對皮貨商的好惡與他的某種個性相聯(lián)系呢？他們之間的爭執(zhí)跟他是不是猶太人有什么關系呢？認知錯誤是產生這些好惡情感甚至熱情的根源，人們所屬群體的信息似乎成為人們是誰、做什么甚至可能做什么的強制性解釋，從而為每個群體所受到的不同對待方式進行了自圓其說的辯護。

令人好奇的是，社會認知錯誤不僅影響了我們對他人做出的判斷，還包括對自己的判斷。在耶魯大學公共衛(wèi)生學院進行的一項研究中，貝卡·利維對一個驚人的關聯(lián)進行了驗證—老年人在他們年輕時對老年人所持的消極想法預示了他們晚年罹患心臟病的概率。即使排除了抑郁、吸煙和家族病史等因素，數(shù)據(jù)依然支持這樣的結果。由此，我們可以認為思維定式并不利于我們對他人甚至自己做出判斷。認真對待認知錯誤有很多理由，其中最令人信服的就是維護自身利益：思維定式和有色眼鏡對我們自己也會造成很多負面影響。

我們?yōu)楹螘畴x效用最大化的原則？

赫伯特·西蒙（Herbert A. Simon），這位研究人類思維能力的先鋒，無情地嘲笑了“人類基于理性分析做出選擇”這一觀點。西蒙指出：人類既缺乏事實分析以及連貫的價值結構，又缺乏應有的推理能力，從而做出與主觀預期相符的判斷。這一論斷在“柏拉圖天堂”中理應占有一席之地，但是在人類做任何真正的決定時，起不到任何作用。

如果給人們提供一張10美元的鈔票和一張20美元的鈔票，同樣是免費提供，正常人肯定都會選擇后者。但是，當情況變得稍微復雜或是不確定的時候，人們就會逐漸背離經濟學家所說的“效用最大化”的假設。我們知道，在日常選擇中，不論吃意大利香腸還是蘑菇，去巴厘島還是巴塞羅那，選擇從事投資銀行業(yè)或者做木匠，我們并不總是以讓快樂與幸福最大化為原則。

20世紀后半期的證據(jù)逐漸證明，人類的理性行動大大受限。本書的使命就是跟隨人類理性行為的界限，探究我們是如何判斷自身、他人以及人們所屬的社會群體的。

作為如上分析的背景，我們始終牢記人類漫長的進化史塑造了今日人類社會的本質。我們的祖先生活在相比現(xiàn)在更小、更趨同的群體中，時常面臨著客觀存在的危險。在這樣的環(huán)境壓力下，他們進化出一種社會選擇的機制，以純粹的求生作為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在我們描述的社會認知錯誤當中，有很多認知錯誤都是從前進化過程的勝利果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