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言頗失河漢。為什么要服從國家法律或社會規(guī)范?此說推不出非常令人信服的理由。一切有約束力的規(guī)范與價值都是依上帝之命來到世上的，人類社會建制命令人做的事，可能也是上帝命令人做的事，但人類建制并不因此而不再是臨時之物。異教國家之類建制，從前自我膨脹而自稱是良好生活所需價值觀的來源，現在必須盡去威風，恢復其本來面目。奧古斯丁如此說明服從的理由，碰上許久之后霍布斯(Thomas Hobbes)也碰到但毫無規(guī)避的問題：“我”何必服從法律?我可以想出很好的理由說我的鄰居為什么應該服從法律，但是，作為一個理性的人，我看得出來，如果我的所有鄰居都服從法律而我自己并不服從，對我最為有利。奧古斯丁對塵世國家的看法，最后似乎就會導致這么一種立場。塵世國家使自私的人類彼此保持最起碼但隨時不保的相安無事。國家事實上告訴我，我和別人都是自私的，而國家告訴我這一點，只是在證實《圣經》已經說過的話。非基督徒無論有多少非法與反社會的行為，當然都為非作歹有理，下地獄或得救的人也反正怎么都沒有什么不同。我們之中最好的人也帶著原罪的污點，因此國家亦然。這就造成國家所下命令的道德權威至少都是可疑的。面對這個難題，奧古斯丁只引《圣經》保羅之言為解：凡當權的，都是上帝所命的。

以國家為美德的學校，并且以國家為演出這些美德的最佳舞臺的古代觀念，至奧古斯丁主義出而明確告終。他的見事角度有相當多曾經是斯多葛主義與伊壁鳩魯主義的一部分，但后兩者主要是逆境哲學，對于公職生活仍然可能是最好、最滿足的生活這一點是存而不論的。奧古斯丁主義出，古代的政治理念進一步變成全無可能，因為舊有異教意義所說的“好時光”已不再可以設想。從此以后，將事情想通(并且充分禱告)的好人對國家盡量敬而遠之，要是避無可避，則施其明智，方便行事，以主教職能調劑塵世統(tǒng)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