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黑格爾一系的歷史哲學，這種歷史的運動又是超現(xiàn)象的，它的內(nèi)在的目的性，可以為集體行為提供一種終極的價值，因此才使得日常的道德判斷也會變成與追求“真理”毫不相干的事情。這種集體主義的目標欲，確實使不少政治思想家和實踐家們感到了“歷史責任”和身為圣徒的使命感。無論是一個政黨還是一個政府（尤其是第三世界的），不管它想解釋的是自己存在的法理還是改造周圍世界的必要性，總感到需要某種意識形態(tài)作為后盾。曾幾何時，這種意識形態(tài)的泛濫，正像有人說過的那樣，甚至到了某個非洲部落酋長也可炮制出一個思想體系的地步（“部落社會主義”之類的東西確曾存在，今天或許仍然可以披上“多元主義”的外衣繼續(xù)存在）。

這些20 世紀的福音傳播者并不是草莽英雄，而是一些能夠著書立說的元首，以及來自知識分子隊伍中的意識形態(tài)專家。針對這種現(xiàn)象，阿隆在《知識分子的鴉片》中向那些深陷在意識形態(tài)泥潭中的人們發(fā)出警告：“政治還沒有發(fā)現(xiàn)避免暴力的秘訣。但是，暴力一旦自認為服務于歷史的真理和絕對的真理，它就會成為更加慘無人道的東西?！彼@樣說是要向人們提示一個極緊要的事實。自四十年代阿倫特等人開始討論“極權主義”以來，關于這種體制的構(gòu)成要件雖然頗多分歧，但在它需要一種“特別接近真理的信仰體系”這一點上，極權主義的研究者們卻有著高度一致的意見。因此阿隆不惜被指責為信仰摧毀者，而肯定懷疑主義的價值。他“衷心召喚懷疑論者的到來，如果必須由他們來撲滅狂熱的崇拜之火的話”， 因為“懷疑主義并不意味著失掉一切信仰，或者說對公共事務漠不關心”。政治生活在社會學的經(jīng)驗調(diào)查和懷疑主義的解毒劑下，可能會變得平庸無奇，成為一個缺少完美理念架構(gòu)的世界，許多有抱負的人會因此而對它失去興趣。但是就像革命者常說的那樣，信念的旗幟經(jīng)常要靠鮮血來染紅，而“對各種模式和烏托邦的懷疑，至少能夠減少以信仰的名義急于同類相殘吧？”

阿隆因而成為現(xiàn)代西方工業(yè)社會“意識形態(tài)終結(jié)”最早的預言者之一。他在1954 年為阿多諾在法蘭克福主編的《社會學》寫下了《意識形態(tài)的終結(jié)？》一文，西方知識界一場持久的討論由此開始。如果說許多左翼思想家是抱著一些惋惜之情來談論意識形態(tài)的社會動員能力日漸消失，阿隆卻由衷地歡迎這個時代的到來。他相信，韋伯所說的現(xiàn)代社會的合理性，只能是來自從價值理性（Wertrationalitat）向工具理性（Zweckrationalitat）的轉(zhuǎn)移，這或許不無遺憾，卻是一個客觀存在的過程，甚至是一種可取的變化。因為在他看來，“人們拒絕神化一個階級、一種斗爭技術、一種意識形態(tài)體系”，并不妨礙他們?nèi)プ非笠粋€比較公正的社會和一個不那么令人痛苦的共同命運。

這種“比較公正的社會”和“不那么令人痛苦的共同命運”，看起來自然是起點甚低。不過像他的偉大同胞孟德斯鳩和托克維爾一樣，阿隆斷定現(xiàn)代民主制度只能建立在人類的私利之上，不是道德，而是每個人“開明的私利”，才是自由主義者所說的“法治社會”的組織原則。這樣的社會一個常遭人詬病的特點，就是它不可能允許以多數(shù)名義設立確定不變的崇高的集體目標，即哈耶克所謂一個自由社會必須在制度層面上保持“無目標性”（purpose-independent）。在《社會學主要思潮》一書中，阿隆不止一次借用討論托克維爾的機會來說明民主社會的平庸性：“如果你認為理智比才華更為有用，如果你的目的絲毫不是想創(chuàng)造什么英雄業(yè)績，而只是想盡可能地形成一些息事寧人的習慣，如果你希望看到的只是缺點而不是罪惡，只要罪惡少些，寧可少一些偉大的行動，如果你滿足于在一個繁榮的社會里生活而不是在一個光輝燦爛的社會里大展宏圖……那么你就得為平等創(chuàng)造條件，組成一個民主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