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雅玲第一次到我家來幫鐘敏遞紙條不久，我記得是一個下午，我們開學農勞動總結會結束后，我第一個起身奔向教室門口，準備回家。當時的總結會是分成四個組，分別在教室的四個角落舉行的，王雅玲與我是同一組。我是勞動組的組長，她是副組長。當我拎著書包剛走到教室門口時（具體地說是出了教室門，離門剛好一兩步的距離），王雅玲從后面急急忙忙地追了上來把我叫住。我感覺她有些氣喘吁吁，呼吸緊促，滿臉通紅與羞澀。她“呃”了一聲，我當然止步回頭，以不解的表情看著她。我和她一兩步之遙，她靠在教室的門框邊，我佇立在昏暗的過道里，就那么靜默地對峙了幾秒鐘。這種情景給我的感覺是平添了幾分凝重、緊張，因為后面的教室里有幾十雙明亮的眼睛，我們極有可能處于眾目睽暌之下；前面的走廊中也隨時會有其他班的同學來回穿梭，真害怕別人看見我們這有點讓人生疑的狀況。在當時，男女同學單獨以如此近的距離站在一起，并且是在大庭廣眾之下，那是犯忌的，至少在大家看來有點不正常。所以，當王雅玲追上來把我叫住，離得很近站在我身邊時，我確實緊張得一塌糊涂，渾身極不自在。我看著她的同時，也用眼睛四處瞟視周圍的情況。

最后，她終于開口說：“你今晚有空嗎？”她的聲音壓得很低，低得讓人感覺她的話根本就不是從嘴里說出來的，而只能理解成一連串在喉嚨里滾動的模糊的音節(jié)。我相信，要是在一般的情況下，如此低的聲音，如此小的音量，人們是不可能聽清楚說話內容的，但當時我就備感驚異，竟然對她所說的東西聽得一清二楚。

當她問“你今晚有空嗎”時，我愣了一下，本想脫口而出 “有空”，但我打住了，思路在此時突然拐了一個彎。心想，還是說話留點余地吧，萬一我說“有空”，而她要說的事情我又無法辦到或不便允諾，那不是有點難堪嗎？所以，我停頓了片刻，突然改口說：“一般情況下有空，什么事？”

她說：“也沒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如果你有空的話，想請你今晚看電影，人民電影院，9點半，《賣花姑娘》。我托別人買了兩張票?！?/p>

聽她這么一說，我腦袋“轟”的一聲一下子蒙了，也可以說是被“嚇”住了。當時的感受很復雜，也很矛盾，既為她的邀請感到意外、興奮，也為她的邀請感到驚嚇、恐懼；既想去，而且非常想，又不敢去。意外、興奮是因為她邀請的是我，而不是別人，能夠被一個漂亮的女同學這樣邀請，那肯定是一種人們常說的“福分”，而且朝鮮的這部《賣花姑娘》又是我特別想看的電影，正在為不好買票看不成而感到苦惱；驚懼、害怕是因為被封為“標兵”的我根本不能設想單獨與一個同班女同學去看一場電影，這是超出我當時膽量范圍的事，心想，要是被學校的同學撞見了，那肯定羞愧難當，無地自容，等于是今天的“拉鏈門丑聞”。

說來也許讓今天的人不可思議。那年頭中國鬧自立，耍獨龍，幾乎是自絕于全世界，好像只與少數(shù)幾個社會主義小兄弟建立了所謂的外交關系，所以中國人只能看些從阿爾巴尼亞、羅馬尼亞、南斯拉夫、朝鮮這樣的國家引進的電影。什么《廣闊的地平線》啦，《摘蘋果的時候》啦，《寧死不屈》啦，都會把神州大地廣大人民群眾的觀影情緒挑得高高的，整得雷翻震倒。當時的樂山正在火爆上演朝鮮的《賣花姑娘》，而且我記得是三個場地（樂山電影院、樂山影劇院、樂山川劇院）24小時通宵上演。即便這樣，仍不能滿足樂山人民的觀影要求，票仍然不好買，電影院仍是擠得水泄不通。那情景像是在趕一年一度的廟會，或大年初三大佛寺山上的山門氣象才可能與之媲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