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這種自由“不僅僅把他人當作工具和手段，而且也當作目的”，它并不是從經(jīng)驗論和純粹理性的角度能夠發(fā)現(xiàn)的，所以康德把它視作一項“命令”，稱為人之所以為人的“天職”。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一個真正的自由主義者就必定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同樣，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就一定是一個真正的自由主義者，而并非眼下流行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擁躉。

大家知道，康德一生身體不好，他一直在思考死亡的問題，而馬克思很早就考慮過死的問題，他本人就是這樣一位徹底的自由主義者，同時也是一位徹底的社會主義者。在少年時代，馬克思就早熟地沉思過“為大家而工作”這種“幸?！薄Ｗ鳛閭ゴ蟮膶W者，他畢生也正是從包納和正視“他人”這樣的角度分析他所處的時代與社會，并跨越自己所屬的那個階級的。相對來說，中國文化則是“樂生”的，現(xiàn)代中國思想家中，大概只有毛澤東和魯迅能從死亡出發(fā)思考“生”的問題。用西方中心論的范疇解釋中國是不行的。在《西方美學史》中，朱光潛曾經(jīng)很詫異康德何以能夠把純粹理性、實踐理性和審美分得那么清楚，以至于區(qū)隔為三個截然分離的領域，并因此指責康德的方法是機械論。朱光潛的這種詫異從根本上說就是因為朱先生是中國人，無論他對于西方文明浸潤得再深，中國文明的底色已經(jīng)在那里了。這也就是說，中國人固然算計，但這種算計總是比較長遠的；中國人固然理性，但這種理性總是為社會關系的溫情所包裹并以不摧毀和不毀滅社會關系為界限。我記得張愛玲就說過類似的話。所以，在中國文明里，純粹理性總是與實踐理性攪在一起，而純粹的市場主義、赤裸裸的個人主義、絕對的“親兄弟明算賬”這條路恐怕就走不通。因此，布羅代爾方才說，中國是“反資本主義的市場經(jīng)濟”。

純粹理性、實踐理性之外，康德最有意思的觀點是關于時間問題的思考，他認為人最大的野心、最大的勇氣就是希望掌握時間、控制時間。所謂掌握時間、控制時間也就是預測未來，也就是掌握未來、控制未來。

什么叫作冒險？安托尼·吉登斯為什么把現(xiàn)代性稱為“冒險”？因為他的看法是從康德那里學來的：人最大的冒險就是預測未來，就是勇敢地面對和把握不可預知的未來?？档碌倪@個看法是非常重要的，當我們考慮到康德本人是最早對戰(zhàn)爭國債制度進行深刻批判的哲學家時，這種重要性就怎么強調(diào)也不過分了。因為所謂金融，從根本上說，就立足于對時間的經(jīng)營。如果你了解什么是期貨、什么是期權(quán)、什么是股票交易的實質(zhì)，那么你就會知道，所謂金融，歸根結(jié)底也就是“交易未來”。康德晚年深刻地思考了英國人所發(fā)明的戰(zhàn)爭國債制度，思考了這個制度對整個歐洲和人類可能造成的危害，而且他對待金融的態(tài)度就深刻地體現(xiàn)在他早期的重要著作《以形而上學的夢來闡釋一位視靈者的夢》（1766 年）之中。從表面上看，這篇文章要回答的是“視靈者”是否真的能夠預測地震？因為在當時，一位視靈者真的預見了發(fā)生在1755 年11 月11 日的里斯本大地震。實際上，康德要解決的問題卻是：

對于未來的成功預測究竟有無可能？康德的回答是這樣的：“視靈”這種事情從科學的角度來說當然算是迷信，但是勇敢地直面未來、預測未來和力圖把握未來，這恰恰也正是使人成為人的原因。正是那種神靈附體的神圣感（想一想15 世紀把法國從英國占領中拯救出來的圣女貞德，她的力量就來自于上帝附體），使人面對不可預知的巨大壓力和挑戰(zhàn)時能夠擁有勇氣與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