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人漂洋過海來打中國，但他們的后勤補給不是靠裝了一船干糧或者一船白銀解決的，而是通過英格蘭銀行的匯票解決的。在整個19 世紀，廣東的行商都是通過英格蘭銀行的匯票與英國和英屬印度做生意。正如馬克思所指出，大資本家與小商小販的區(qū)別就在于，前者是通過信用而不是貨幣和現(xiàn)金做生意，這種信用的主要工具就是“貿(mào)易的憑證”—匯票。這就是說，早在鴉片戰(zhàn)爭之前，中國的行商貿(mào)易就被組織進了以倫敦為核心的國際信用體系。所以，通過英格蘭銀行的匯票，英國人就可以在廣東兌到白銀，并用白銀為軍需補給來打中國。英國人通過掌握的國際信用體系，舉全世界的錢（也包括中國的錢）打中國。結(jié)果就是：無論戰(zhàn)爭在哪里打，即使在中國打，英國人也是越打錢越多，而清王朝反而越打錢越少。清王朝打不下去的真正原因就在于此。

什么是行商制度？早在鴉片戰(zhàn)爭之前，歐洲貿(mào)易商與廣東的行商做生意，采取的便是“預付制度”，即歐洲商人不是直接在中國銷售商品，而是把商品交給清政府指定的行商，由后者代售，后者則為前者提供預付憑證，在銷售完成、雙方結(jié)賬之前，這種預付憑證就體現(xiàn)為“匯票”。

歐洲商人是這種“預付制度”的擁護者，因為這種預付制度是由清政府做擔保的，特別是在商品的行情不好時，歐洲商人格外希望把商品交由行商代售，隔年之后再憑借匯票兌現(xiàn)，以連本帶利收回現(xiàn)金（當時，中英之間貿(mào)易的平均回款周期是三年）。

這樣，歐洲商人就把商品銷售的風險完全轉(zhuǎn)嫁給了由清政府進行資產(chǎn)擔保的廣東行商，而一旦出現(xiàn)歐洲商品滯銷或者賠本的情況，行商就會出現(xiàn)“商欠”，而這就體現(xiàn)為匯票的貶值，英國發(fā)動鴉片戰(zhàn)爭的根本理由實際上就是英國向清政府討要行商的“商欠”，即要求連本帶利地兌現(xiàn)匯票。

從這個意義上說，英國不是為了鴉片訴諸一戰(zhàn)，而是為了維護英國匯票的本息、英國的金融霸權(quán)與清王朝訴諸一戰(zhàn)。

英國人為什么需要中國香港？因為人民幣是不能自由兌換的，但在香港，人民幣與港幣可以自由兌換，而港幣是自由兌換的貨幣。它是要在那里開個口子，讓中國的資金流進去，讓國外的熱錢流進去，它是要把香港搞成英國金融體系的重要一環(huán)。它這么做不是為了將來再打中國的時候，隨時可以在那里用港幣兌出人民幣用作軍需—當然這也不是不可能的。美國有個經(jīng)濟學家就說，中國人非常奇怪，為什么他們竟然允許美國艦隊在香港補給，難道他們不知道美國在香港補給是為了“保衛(wèi)臺灣”？這個道理的更深一層就是：既然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為什么它的貨幣和金融政策還是獨立的，甚至是與中國對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