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論暫且按下，這里只抽出一個問題探討一下：學問與文藝的關系到底如何？七八年前我在《讀書》上發(fā)表過一篇文章《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談我國作家的非學者化》，此文的主旨是針對“我們的作家隊伍的平均文化水平有降低的趨勢”(這個問題早在一九七九年第四次全國文代會上的大會發(fā)言中我已提出)提出：“我們既提倡作家不應與學者離得那么遠，作家也應嚴肅治學，又不能要求作家普遍成為一般意義上的學者。也許從反面更容易把話說清：即作家絕不應該滿足于自己的知識不多的狀況，作家不應該不學無術?！?/p>

很可惜，大概一些朋友并沒有讀我的這篇文章，更沒有弄清我的這一段概括題意的話就認定并傳開：某某寫文章了，某某提倡作家要“學者化”了。認為談得好者、響應者有之，認為是制造新的時髦浮夸，乃至認為此后創(chuàng)作中出現(xiàn)大量名詞、術語、洋文、假洋文旁征博引的始作俑者就是提倡作家“學者化”的某某人者亦有之。既然談了“非學者化”并有所憂慮，那當然是叫俺們“學者化”了，這種非此即彼的想當然倒確實說明了一點粗疏簡單。

反求諸己，那一篇文章中我強調(diào)了作家努力地嚴肅地治學、求學乃至“爭取做一個學者”(是爭取，還沒到化的程度)的必要性，卻沒有談夠另一面的道理，即學問和文藝，特別是和文藝創(chuàng)作與鑒賞，有相通、相得益彰的一面，也有相隔乃至隔行如隔山的一面的道理。這樣，一面說“爭取做一個學者”，又說“不能要求作家普遍成為一般意義上的學者”，就沒把道理講明、講透、講痛快。這樣，引起某種片面簡單化的理解，責任就不能全推出去。

學問與文藝有相通的一面，所以在那篇文章里我強調(diào)了作家要加強學習，特別是文化知識的學習。但學問與文藝，畢竟也有不同的一面：前者相對地重理智、重思維、重積累、重循序漸進、重以公認的標準與手段加以檢驗而能顛撲不破的可驗證性；后者則常常更多地(也不是絕對地)重感情、重直覺、重靈感、重突破超越橫空出世、重個人風格的獨特的不可重復性和無定法性。

例如，甲先生是那樣的懂文學、懂文論與文學史，讀過那么多文學讀物，談起文學來是那樣如數(shù)家珍，為什么他硬是搞不成創(chuàng)作呢？（毛主席就批評過：中文系的畢業(yè)生不會寫小說……試答如下：只是喜愛文學的人最好去教文學、講文學、論文學；而只有既喜歡文學更熱愛生活、執(zhí)著生活并能夠直接地、不借助于現(xiàn)成書本地從生活中獲得靈感、啟悟、經(jīng)驗與刺激，從生活中汲取智慧、情趣、形象與語言的人，才好去創(chuàng)造文學。

生活是文藝的唯一的源泉，文學本身并不能產(chǎn)生文學，只有生活才能產(chǎn)生文學。這些都是我的一貫信念。作家應該善于讀書，更需要善于讀生活實踐的大書、社會的大書。學者當然善于讀書，如能通一點大書（不一定同時是實行家）也許更好。換一個說法，作家多少來一點（不是全部絕對）學者化，學者多少來一點生活化，大家都學會傾聽生活實踐的聲音，如何？

或又問，乙先生是那樣的學貫中西、文通古今、讀書萬卷、著作等身，為什么聽他談起某個作家作品卻是那樣“博士賣驢不得要領”，或郢書燕說、張冠李戴，或刻舟求劍、削足適履，使生動活潑、奇妙緊張的藝術鑒賞的痛苦與歡欣，淹沒在連篇累牘而又過分自信的學問引摘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