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弗里·謝爾曼和他的同事們所做的一系列實驗證實，那些持有高度偏見的人會做好準備，努力維持他們的偏見與不一致信息之間的和諧。實際上他們對不一致信息的關注超過了一致信息，因為就像X先生和艾略特的那位鄰居一樣，他們必須解釋清楚那些引起失調的現(xiàn)象。在一項實驗中，謝爾曼要求學生（非同性戀）對一個男性同性戀者“羅伯特”進行評價，根據(jù)對他的描述，他所做的8件事情與同性戀定型相吻合（例如，他曾研修即興舞蹈），另外8件事情則不相吻合（例如，他曾經在某個星期天觀看足球比賽）。結果，那些對同性戀持反對態(tài)度的實驗對象對羅伯特的信息加以歪曲；與那些沒有偏見的學生相比，他們將他描繪得更為“女性化”。為了消除由不一致事實所帶來的失調，他們對他進行了扭曲的解釋，將他的行為視為特定情景的產物。的確，羅伯特觀看了一場足球比賽，但是僅僅是為了陪他的堂兄弗雷德去觀看。30

當今社會，大多數(shù)美國人可以坦然面對偏見。假如人們所生活的環(huán)境可能會令他們輕易受到處罰、公開地受辱，或者因講過一些帶有某種“主義”的話而被解雇，那么除了可靠的、志趣相投的人，人們寧可將這些話深埋心底。 然而，正如需要付出心理上的努力來維持偏見免受沖突信息的損害，人們也需要付出心理上的努力來壓抑那些負面情感。社會心理學家克里斯·克蘭戴爾和艾米·埃舍爾曼對有關偏見的大量研究文獻進行了考察，他們發(fā)現(xiàn)每當一個人感到情感枯竭的時候（當他困乏、沮喪、惱怒、焦慮、爛醉或者緊張的時候），他就容易對其他人群流露出發(fā)自內心的偏見。當梅爾·吉布森因酒后駕車并發(fā)布反猶太人的演講而被捕后，在次日必須做出的道歉聲明中，他聲稱：“我并不認為自己昨天所講的一切是真實的，它們是卑劣的。我對自己所講的一切深感恥辱……我為所有在醉酒狀態(tài)下做出的那些與自己身份不符的行為道歉。”我們可以將他的話解釋為：做錯事情的不是我，而是酒精，想的倒美。但是有證據(jù)表明，在酒醉的時候，人們會更容易暴露出自己的偏見，不會首先想到要掩飾這些態(tài)度。因此，當人們在道歉時說出“我的確不相信自己會那樣講，我太疲勞了（太擔心了/太惱火了/醉得太厲害了）”，或者像阿爾·坎帕尼斯所說的“被暗算了”，那么我們就可以相當有把握地確定，他們的確是那樣認為的。

但是，大多數(shù)人對于自己持有那樣的看法并不感到高興，而且會產生失調：“我討厭那些人”的想法與確信“那樣講在倫理上或者社交上都是錯誤”的判斷產生激烈的沖突?？颂m戴爾和埃舍爾曼認為，那些感受到失調的人會急切地進行所有形式的自我辯護，以此表達出他們的真實想法，同時又能夠繼續(xù)認為自己是有品行的、正直的?！稗q護，”他們解釋道，“會令壓抑得到緩解，它提供了某種遮掩物，以此維護大公無私的自我形象?！?1難怪它會成為如此受人歡迎的失調緩解器。

例如在一項經典實驗中，一些白人學生被告知將要對另一位學生（學習者）實施電擊，他們事先知道這位學習者是白人還是非洲裔美國人。從實驗表面上看，它是技能反饋研究的一部分。或許是為了表現(xiàn)他們不存在偏見的想法，最初學生們對黑人學習者所施加的電擊強度要低于白人學習者。隨后，他們偷聽到學習者對他們加以貶低的議論，這自然引起了他們的憤怒。那么，如果還有一次實施電擊的機會，他們向黑人學習者所實施電擊的強度要明顯高于白人學習者。同樣的結果，也出現(xiàn)在說英語的加拿大人對說法語的加拿大人、非同性戀者對同性戀者、非猶太學生對猶太學生的研究中。32在正常條件下，實驗對象可以成功地控制自己的負面情緒，但是一旦他們發(fā)怒、遇到挫折或者自尊心受到刺激，他們就會毫不掩飾地表現(xiàn)出他們的偏見，因為現(xiàn)在他們可以為此辯護：“我并不是一個持有偏見的人，但是他羞辱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