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片是大衛(wèi)·里恩的第一部巨片，影片結構張馳有致，節(jié)奏富于變化，充分顯示了他高超的電影技藝；影片中沒有正反雙方，三位不同國籍的軍人形象各具特色，英國人的紳士尊嚴、日本人的外剛內柔、美國人的隨意多變，你無法確定誰是最好的軍人，這就是對軍人原則的探討，建橋者最后自己炸橋，這徹底地表現了戰(zhàn)爭的愚蠢和荒唐。

《桂河大橋》的震顫人心之處，就在于導演大衛(wèi)·里恩的“歇斯底里”，他不斷地將電影人物推向一個又一個倫理困境，最終是沒有出路的死角。尼克爾森上校必須死，齋藤大佐必須死，連假冒的希爾斯司令員都不能幸免。最終，桂河大橋亦蕩然無存，成為他們的陪葬品。而在這里，則不妨拋開電影既有元素的限定，來做一輪過度詮釋。正如我們所發(fā)問的，尼克爾森的做法到底具備何等程度的正當性？是否符合正義原則——乃至我們可以追根究底，尼克爾森置身的語境，可能有多少種正義觀在相互沖撞？還有，桂河大橋為什么會倒塌？當然，倒塌是事實，我們進行的是一種姑妄言之與姑妄聽之的精神探究。

當被戰(zhàn)友指責為背叛國家的時候，尼克爾森回答，他的做法早已超越了戰(zhàn)爭，超越了國家。用如今流行的表達，尼克爾森的立場是，戰(zhàn)爭與國家之上還有更普遍的人性存在和閃光。正如他為了維護尊嚴而不惜承受肉身的苦痛，他為了追尋這種人性的價值，亦不惜背負叛徒的罪名?？梢哉f，他既是一個保守主義者，又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前者體現為他對傳統(tǒng)近乎頑固的堅執(zhí)，后者體現為他將人性設想得如此美好，以至他真的不愿相信自己的戰(zhàn)友會來炸毀桂河大橋。這兩種精神肯定有所沖突，可在尼克爾森身上，卻沒有得以散發(fā)，它沉積在這個人的心靈深處，從而構成一種悲劇型的人格與命運。

尼克爾森的觀念自然有其合理性，但作為一個人，一個英國公民，一個馳騁沙場的戰(zhàn)士，他不可能拔著頭發(fā)離開生長的地球，至多只是被理想主義的因子所刺激，懸浮在半空。姑且不論他的部下，單說軍醫(yī)斯里普頓和美國士兵希爾斯，就無法像他那樣臨空飛翔。他們的頭腦被國家或民族主義強烈桎梏，不是說他們沒有絲毫的人性，如果作為普世性的人與作為某個國家與民族的人發(fā)生爭端，他們一般都會不加思慮地選擇后者。我們只能說，斯里普頓們的精神沒有達到尼克爾森的高度，甚至他們無法理解處于這個高度上的同類。

這里的兩種價值觀——或者說正義觀——的對抗，我們視之為一個曠日持久的命題。在20世紀這個所謂的歧異時代，它表現得更為殘酷。理論上與道義上的優(yōu)勢并不能決定哪一方就是最終的獲勝者，我們仍然樂意對此進行功利主義的斤斤計算。我們也樂意相信，并沒有多少人心甘情愿置身于這一沖突的旋渦，希爾斯代表著沉默的大多數：他根本不想參加九死一生的突擊隊，去桂河大橋與尼克爾森生死對決，他厭倦了戰(zhàn)爭，只打算回到美國做一個安分守己的農民。可這般便宜的意愿在戰(zhàn)爭期間終歸是一種令人心酸不已的奢望，動過刀兵的他還是死于刀兵。當然，桂河大橋的倒塌正是對他死亡的獻禮，一絲撫慰普通人的亮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