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洋公學時，曾于暑假中往日本游歷一次，與高君夢旦同船，到東京后，亦同寓一旅館。是時，桐城吳摯甫君（汝綸）新任京師大學堂監(jiān)督，到日本考察，日人以“清國大儒”稱之，宴會無虛日，蓋吳君任直隸蓮池書院甚久，以桐城派古文授諸生，為日人所素識，且爾時日人正以助中國推行教育自任，對于此唯一國立的大學，自然特別注意了。我本預備逗留一個月，忽逢吳君稚暉被日警逮解出境的案，遂陪吳君回國。

吳君自前幾年游日一次后，稱日本教育進步，勸親友送子弟赴日留學，自愿任監(jiān)護之役，所以第二次赴日，從往者頗多。其中年齡長一點、志氣高一點的，都想學陸軍，吳君率以往使館，請公使介紹；是時中國駐日公使蔡鈞，揣摩政府意志，不輕送漢人受軍事教育。見吳君所率諸生意氣頗激昂，愈不敢轉(zhuǎn)請于政府，托詞拒絕，屢去屢拒。最后一次，吳君與諸生留使館不歸，必待公使允許始離館。使館招日本警役入館，拘留吳君于警署，遣散學生。第二日早晨，留日學生開會，商營救吳君及責問公使的辦法。我與高君亦共商吳摯甫君，請營救吳君。后探知日方將遞解吳君出境，留學生陸君世芬等愿任沿途照料的責任，但至遠到神戶為止。有人說：蔡鈞老羞成怒，說不定一面向政府報告，誣吳君為康黨；一面與日人密商，送吳君往天津，引渡于津吏，直送北京；倘非有人能同往天津，隨時援救，則甚為危險，詢有無諳悉北方情形，并愿同往者；我自認有此資格，遂偕行。及上船后，日警即不過問，而所乘船又直赴上海，我遂與吳君同抵上海。

那時候，我國留日學生，競唱各省分途革新的方策，各省留學生分出雜志，如《浙江潮》、《新湖南》等等。《浙江潮》的主筆，是海寧蔣君百里與諸暨蔣君伯器（蔣觀云之子），同學陸軍，成績優(yōu)異，有“浙江二蔣”之稱。

吾國僑日商人，與留學生關(guān)系較密的，有東京的王錫三與神戶的孫實甫，均寧波人。浙江第一次派遣學生留日，為章宗祥、陸世芬、吳世欺、陸宗輿等四人，均由王君招呼。孫君對于吳君事，甚盡力，我等到神戶時，即宿于其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