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9月29日上午，我接到區(qū)紀委的通知，去區(qū)紀委談話。我答復說，上午有個大廈合作的重要談判，是幾天前就約好的，不便更改，我可以在下午去談話。經區(qū)紀委同意后，我去組織了合作的談判事宜。

我正準備去區(qū)紀委赴約下午的談話時，總公司的副總經理趙勝利滿臉陰沉、神神秘秘地進了我的辦公室，悄悄地跟我說：“跟我出去一趟。”我問是什么事，并告訴他我下午約了去區(qū)紀委。他小聲說：“別問了，你跟我走吧?！?

當走到月壇體育場的北門時，趙勝利突然在一輛小面包車前停下，并讓我上車。等我上了車才發(fā)現車上坐的是區(qū)檢察院穿著制服的檢察員和法警，是專門來抓我的。我就這樣莫名其妙地失蹤了。

那時的西城區(qū)檢察院、西城區(qū)法院以及西城區(qū)區(qū)政府同在一排連在一起的兩棟樓辦公，區(qū)政府占一棟，檢察院和法院合用一棟，合用樓中間用墻將兩個樓門分開，法院占一多半，檢察院占一小半。從中午飯后我一直被關在一間關押室中，在問了姓名、年齡等確認身份相關的問題之后，就一直沒人理我，幾個小時過去了，既沒人管我的晚飯，也沒有水喝。漸漸地窗外的天黑了，路燈亮了。大約夜里12點鐘，檢察員進來讓我簽了一張拘留證，拘留證上沒寫原因和罪名，然后法警就給我戴上手銬，送進了西城區(qū)公安分局的看守所。

當天晚上我被送進了臨時號。，就是當天被送進看守所的、沒有明確罪名和處理意見的臨時犯們（現在叫“犯罪嫌疑人”，那時是“有罪推定”，都叫“犯人”）關押的地方，其中有公安局臨時扣留的，有法院代押的，有檢察院代押的，我就屬于被檢察院代押的?？词厮⒉恢苯庸馨讣膶徖?，只管關押，就像管理垃圾、貨物一樣，可以虐待，但不能讓其產生毒氣和社會危害，并不保證關押的“物品”活著或數量不變。

臨時號是罪名未經判決，沒有預定關押期限的犯人臨時住的地方，沒有人通知家屬，也沒有衣被，一間小房間里擠了二三十人，只能擠在一起蹲著睡，也沒有人交談。有的也許天一亮就回家了，有的罰錢了事，有的也許會轉送其他地方，也有的要轉入其他牢房長期住一段了，這叫“轉號”，即從臨時號轉入正式號，就是帶有數字編號的牢房，稱××號。進了××號牢房的大多就是已經有了罪名的犯人，只等待檢察院的起訴和法院的判決了。

第二天，正式的審訊才開始了，檢察員叫武利劍，好像是個副科長，正是去公司接我并將我拘留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