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章從市場失靈導致社會負外在性的角度，談實現(xiàn)社會公平和縮小收入差距的途徑，這一章談政府職能轉變。

政府職能轉變是時代要求

政府是干什么用的？政府就是大家推舉出來為我們處理公共事務的行政機構，150年前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說》（1863）中將它的性質表述得再明確不過——“民有、民治、民享”（that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F(xiàn)代政府的權力無疑來自人民，宗旨是為人民服務。

從世界歷史看，幾乎每個市鎮(zhèn)都先有市場，后有政府，這在移民組成的新興國家和地區(qū)表現(xiàn)得尤為突出，也更方便我們觀察和分析。

看過《關山飛渡》（1939）和《正午》（1952）這類美國經(jīng)典西部片的人都會留下深刻印象：一個平淡無奇的小鎮(zhèn)，一群來歷不明的散戶，一伙打家劫舍的悍匪，還有一名除暴安良的警長。街角通常會有一座小教堂、一家小銀行、一口水井、一個小酒館、一所小警察署，不遠處是小火車站的木板房。鎮(zhèn)上牧師是業(yè)余的，平時靠自己的勞動養(yǎng)家糊口，大家有事才會找他；銀行從來不營業(yè)，像是專給劫匪預備的；鎮(zhèn)長是個沒啥油水、出力不討好的差事，真到要命關頭從不見他出頭；警長是各家湊錢雇的快槍手，搭檔是他自己選的，武器也是自己買的，他要敢貪贓枉法當縮頭烏龜，會立刻被摘牌掃地出門；醫(yī)生要翻山越嶺巡回出診，因為本鎮(zhèn)男女老少身強力壯，他家門可羅雀；大家平日騎馬出行，凡是帶著一家老小的就會花錢去坐6匹馬拉的長途驛車或者蒸汽火車；站長一人既是養(yǎng)路工、扳道工、信號工、上水工、搬運工、售票員，還兼任郵局局長，貼郵票、蓋郵戳、打電報都是他分內的事；車上配備武裝警衛(wèi)，路上有騎兵隊巡邏，保護旅途安全；鎮(zhèn)上發(fā)生的小案由警長裁斷，他辦公桌后面就是拘人的鐵柵欄；大案要上縣里、州里請律師，去找法官和陪審團判決；一般糾紛通常是叫幾個人帶上槍去小酒館里私了。這就是原始的小政府模式寫照，你看他們的公共物品有多粗糙、多廉價？真要是貴得離譜，那百十口居民非得集體搬家不可。

而在250年前歐洲君主制盛行時代，亞當·斯密對政府的定義和職能規(guī)定更加簡陋。他在《國富論》（1776）第五篇第一章第二節(jié)“論司法經(jīng)費”中形容，只有在治安官的保護下，有產(chǎn)者夜里才能踏實睡上一覺（It is only under the shelter of the civil magistrate that the owner of that valuable property ... can sleep a single night in security）。換句話說，政府只履行“守夜人”的職責，它保護公民生命財產(chǎn)不受非法侵害。與警察相比，“守夜人”是十分消極的角色：他的職權有限，只能上街查壞人，不得入戶掀床板，不出大事誰都感覺不到他的存在，真有事他才報警喊醒大家。如一夜平安，等雞叫過三遍他就回去睡覺，不會擋你出門的路。他才是“我為人民管治安，不為治安管人民”的典型。當時整個世界經(jīng)濟都不發(fā)達，英國社會結構也十分簡單，皇家造幣廠運進運出的全是真金白銀，從國王到領主誰也沒辦法印紙幣去換百姓的東西，他們手頭吃緊了也得放下身段向別人去借。因為大家都不寬裕，雇個“守夜人”還心疼呢，小戶人家怎么養(yǎng)得起“大政府”？所謂“自由放任”（laissez-faire）實屬無奈之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