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財政部里沒有人同情戴高樂的離去，這位法國總統(tǒng)對美國黃金的執(zhí)念在美國所激起的憤懣尚未消退。財政部早前在為尼克松會見戴高樂準備的一份口徑備忘錄中提醒道：“法國對待國際貨幣體系的基本態(tài)度與我們大相徑庭?！保?3］戴高樂已失去擁護，因為他在6個月前為了維持法郎幣值，強制推行財政紀律，得罪了不少人。也許那只是一個利己主義的行為，一切只是為了“法蘭西的榮光”，但那也是一個爭奪固定匯率主導權的重要灘頭陣地，美國財政部的每個人都不敢掉以輕心。

法國人在德國的開銷巨大，主要是因為普魯士人效率更高，也可能是因為巴黎人對德國漢堡夜生活的癡迷，超過了柏林人對巴黎皮加勒廣場的喜愛（差不多同樣的服務，巴黎的價格太貴了）。法國法郎在德國堆積成山，德國央行德意志聯(lián)邦銀行不得不購買法國法郎以阻止其貶值。當時為維持法郎與馬克之間的固定匯率（或任意兩種貨幣之間的固定匯率），都必須靠央行干預，即在供給過剩時買入，在需求過度時賣出。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匯率制度就是這樣得以維持的。

戴高樂知道德意志聯(lián)邦銀行會從市場上買入一時過剩的法國法郎，但同時也會阻止法郎持續(xù)流入德國境內(nèi)。連續(xù)的購買將使德國面臨通脹的威脅，因為只要德意志聯(lián)邦銀行買入法郎，就會釋放出馬克，造成德國貨幣供應量增加。［34］法國不得不減少從德國的進口，降低漢堡夜生活的吸引力，否則就要任由法郎貶值。

戴高樂在1968年11月出臺了一項緊縮計劃，以加強財政紀律，防止法郎貶值……這正是固定匯率醫(yī)生的典型藥方。他用一個不怎么連貫的愛國口號來振作民心：“法蘭西的女性們，法蘭西的男子漢，我們國家的貨幣面臨的困境，讓我們又一次認識到：生命需要抗爭，成功要靠努力，勝利才能救國！”［35］法國政府的預算緊縮成功維持了法郎的幣值，但代價是僅僅過了不到5個月，戴高樂的支持率就下滑不止。奧爾良市火車站的一位青年工人給出了答案：“我不相信任何人，我投票時要聽聽我錢包的意見，但這次它說的是‘不’?！保?6］

沃爾克知道，即便戴高樂退出巴黎政壇，美國的國際收支赤字壓力也減輕不到哪里去，黃金的問題也得不到解決。一些更為根本性的力量——國內(nèi)通脹和國外競爭——破壞了美元的信譽。沃爾克小組一直在為總統(tǒng)準備一份關于美國政策選擇的備忘錄，沃爾克本人也為解決這些問題貢獻了白天的全部時間。他專心致志，心無旁騖，把家人芭芭拉、詹妮思和吉米都留在新澤西，直到1969年6月學期結(jié)束時。

1969年上半年，沃爾克一直住在華盛頓西北區(qū)比較荒僻的14街。他對住宅所處位置倒是無所謂，畢竟他作為財政部的三號人物可以擁有公車和司機。他擔心的是，在住宅樓門廳逡巡的那些討厭鬼可能會對他產(chǎn)生錯誤的印象：這個有司機、有汽車的家伙一定是一個有錢的主兒。他穿得盡量樸素一些——這很容易做到，他衣柜里僅有幾套破舊的、按照他那碩大體態(tài)定做的西裝。有一回這些老古董中的一套被洗衣店弄丟了，沃爾克等了一個月才收到賠償金?！澳强墒且惶缀梦餮b啊?！保?7］

沃爾克當上了副財長，免不了要在華盛頓參加很多正式的社交活動，無論是參加國務院歡迎阿富汗王子的自助餐招待會，還是出席白宮迎接德國首相的雞尾酒會，他都很想念妻子芭芭拉。她很會開玩笑，善于營造機智詼諧的氣氛。他還記得先前在財政部工作的那段時間，他都是默默地站在芭芭拉身旁，安靜得讓人以為他是一位男仆，而芭芭拉卻愉快地開起了愛爾蘭財政部長的玩笑：“我都不知道愛爾蘭過去還曾有過財政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