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10歲那年，父親借了錢在我們老屋邊上造了一間比較簡陋的新屋，那是他為了擺脫“紅房子”的詛咒的第一個大動作。收效似乎是明顯的，我哥隨即結(jié)了婚，我姐也在城里找到了意中人。遺憾的是由于當(dāng)時條件限制，新屋的位置離紅房子還是比較近，似乎還在紅房子發(fā)威的范圍之內(nèi)。于是十年后，1982年，我們家又造了新屋，新屋建在村子外，可以說真正是徹底擺脫了紅房子的糾纏。因之收效似乎也是很明顯的，我們家轉(zhuǎn)眼成了當(dāng)?shù)爻雒摹叭f元戶”。那時候，我已經(jīng)在部隊，在千里之外。父親從來不要求我調(diào)回去，而且總是對我說，你走得越來越好，意思是越遠紅房子越奈何不了我。原以為到此父親和紅房子的斗爭結(jié)束了，殊不知大動作還在后面。1996年，父親冒著大逆不道的風(fēng)險，把我們家的老屋很便宜地賣掉了，真正是驚世駭俗?。≡谖覀兗亦l(xiāng)，老婆可以休掉，子女可以出讓，但祖屋是絕對不能賣的。不過我可以想象，父親為什么要這么做，說到底，還是紅房子在作怪，在煎熬他，在改變他，在給他勇氣和力量。

父親對紅房子刻骨而久經(jīng)的疑懼和抗?fàn)?，讓我從小就打開了一扇通往神秘和幽境的小門。這是一扇現(xiàn)實之外的門，可能也是我通往文學(xué)深地的門。

2、1971年正月初十

這一天，我號稱9歲，其實才7歲。

在我們家鄉(xiāng)，人的年紀是以年頭來計的，說你多少歲，說的是虛歲，不是實足年齡。按這種說法，如果你是大年三十出生的，那么天一亮，到了正月初一，就已經(jīng)是兩歲了。我出生在元月，但在陰歷年中還是舊年，是農(nóng)歷11月19，到年三十尚有41天。所以，當(dāng)我出生42天時，我已經(jīng)叫兩歲了。每到正月初一都要加一歲，更何況是正月初十。于是，到了1971年正月初十，我不容置疑是9歲了——其實才7歲零50天。這一天，我背著書包走進了設(shè)在祠堂里的教室，事后我痛苦地發(fā)現(xiàn)，我背的書包特別沉重——那不是書的重量，而是淚水的重量。

我不知道那時候我們那里為什么是正月里開學(xué)，這個問題我沒有琢磨過。不過，我知道這是最后一次，以后都是夏季開學(xué)了，而我們之前好像都是正月里開學(xué)的。我覺得正月里開學(xué)更有種喜慶色彩，書包里藏著壓歲錢和酥糕，那感覺是很好的。中國的農(nóng)村給人最統(tǒng)一的印象是窮，貧窮落后，吃不飽，穿不暖，臟不拉嘰，大人缺乏尊嚴，小孩少了天真。但是公平地說，我們那邊不是這樣的，我從小沒有挨過餓，每年都有新衣服穿，冬天一套，夏季一套，過年時還有壓歲錢，遠的親戚給二角、五角，近的親戚，像外公、娘姨、姑姑至少給一元。我還認了個干爹干媽，自己很節(jié)儉的，但對別人很好，尤其對我更好，壓歲錢經(jīng)常給我一張五元大鈔。一般一個春節(jié)過下來，我可以得到十幾至二十塊的壓歲錢。這是我的零用錢。我用這個錢到縣城看電影，買好看的塑料涼鞋和的確良，回來做襯衣。這是少年的我最美好的回憶。換句話說，我小時候沒有感到過生存上的困難，沒有這方面的記憶。有關(guān)困難的記憶都來自精神上，來自時尚和世俗。每個時代都有時尚，我少年的時代是一個講成份和階級的時代，把人劃成兩個階級：革命和反革命；分成兩種顏色：紅色和黑類。黑類又細分為五類，即“地富反壞右”，俗稱黑五類。這黑五類中，我們一家占了兩類：右派和地主。右派是我父親，地主是外公，兩頂大黑帽子，是兩座黑壓壓的大山，壓在頭頂，全家人都直不起腰。

我上學(xué)的記憶是從被污辱開始的，記得那是一個下雪天，老師出去看雪了，我們在教室自習(xí)；雪花從窗戶里飄進來，落在臨窗而坐的我的脖子里，我下意識地縮緊了脖子，起身想去關(guān)窗戶，剛好被從外面賞完雪進來的老師發(fā)現(xiàn)了。老師走到我面前，問我要干嗎。我說是雪飄進了我脖子，我想關(guān)窗戶。老師問我是不是冷，我說是的。狗日的老師說：你頭上戴了兩頂大黑帽還怕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