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資本、貿易已經成為我們的創(chuàng)富思路，改變不是那么簡單的。

我們的勞動力，本來是優(yōu)勢，然而世易時移，優(yōu)勢也會變成劣勢?，F在，勞動力雖然不再充分，卻也不短缺，區(qū)域性的流動過剩依舊普遍存在，這幾乎成了大多數人無法“先富”的劣勢。

英國18世紀進行工業(yè)革命時，只有1000多萬勞動力，少于中國一個人口大省的統(tǒng)計數字。中國開始工業(yè)化時人口已超過10億，這個高密度人口過度需要在50年時間內步入工業(yè)化。而人口眾多，決定了社會階層的復雜性，不同性別、年齡、教育背景、家庭背景的人們，會表現出不同的經濟、政治訴求。

實際情況卻是，人口眾多的勞方，與自作主張壓低工資的資方代表相比，要弱勢得多。

作家梁曉聲參觀某家有近百名女工的絲綢廠時，發(fā)現工人工資極低，遂問：“老板啊，這些女工都是你同鄉(xiāng)，你給她們的工資，是不是太低了點?。俊?/p>

這位大腹便便、頭發(fā)焗得黑亮的老板哈哈大笑：“不低，不低。我認為一點也不低。正因為她們都是我同鄉(xiāng)，我才優(yōu)先招募她們嘛！……她們中年齡小的，趕上三四年，結婚時房子也有了，嫁妝也有了。而這是她們的父母想替他們做都做不到的！所以嘛，我自己這么認為啊，除了她們的生身父母，我也許就要算是她們這輩子的第二大恩人了！”他轉過身問低頭干活的女工們：“都想漲工資嗎？”“不想……”盡管聲音參差不齊，普遍小聲小氣，但畢竟使老板臉上又呈現出微笑。梁曉聲，《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文化藝術出版社，2011年1月。

如果經營者以救世主自居，寄希望他們有一天“慈悲大發(fā)”是癡人說夢。讓勞動者欣慰的是，隨著勞動力紅利的消失，資方“一言九鼎”的日子漸成明日黃花，勞方工資終于慢吞吞地爬出谷底，劃出上揚的微笑曲線。不過，要徹底扭轉勞資分配格局不公，提高勞動者報酬，還需不斷增強勞動者在資方的話語權，并不斷完善工資共決機制及配套措施。這個過程注定漫長而曲折，需要勞方與資方不斷斡旋博弈，更需政府提供有力的制度與法律庇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