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國川：大張旗鼓地批評胡適運動，在某種意義上就是奪取“道統(tǒng)”的話語權。

資中筠：對，導師絕對不允許知識分子有任何的獨立思想，或其他的宗師。一切判斷都要來自一個腦袋，他說是黑的，就是黑的，他說是白的，就是白的。為什么當時說中國是“一張白紙”，“一窮二白”。中國有五千年的文化底蘊，有諸子百家的學說，有無比燦爛的文學藝術，包括古典的、現(xiàn)代的，怎么變成“一張白紙”了？因為這千年文化的載體——知識精英都被改造、清洗了，精神上變成一張白紙，更不用說大批的文盲和半文盲了。在這張“白紙”上任憑一個人狂書亂畫，躊躇滿志。

馬國川：可是，為什么知識分子愿意繳械，不要判斷是非的標準？

資中筠：就是前面所說的，一個是因為愛國，相信它能夠把中國搞好；第二個是因為“世界潮流”，認為社會主義陣營代表未來，資本主義陣營代表沒落，當然要站在“歷史潮流”一邊。另外，就是中國知識分子本身的一種“劣根性”。除了“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外，中國知識分子還有一種對于君主的歌頌傳統(tǒng)，我稱之為“頌圣文化”。這也是古已有之的，最典型的話就是韓愈的“臣罪當誅兮，天王圣明”。不管貶到什么地方，就算要殺我，皇帝還是“天王圣明”！到后來，前一個傳統(tǒng)沒有了，就發(fā)揚了“頌圣文化”的傳統(tǒng)。中國的知識分子和西方的不一樣，即使是接受過西方教育的中國知識分子，仍然擺脫不了寄希望于“明君”的思想，總希望有一個“明君”出現(xiàn)可以救中國。所以，思想改造運動之后，“頌圣文化”大大地發(fā)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