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國川：也就是說，先要突破單一所有制形式，而不是先放開價格。

厲以寧：如果先放開價格，廢除命令式的體制，從直接控制轉向間接控制以后，是否就具備了市場運行的充分條件？我認為并非如此，因為商品價格以生產要素價格為基礎，生產要素價格又以所有權為基礎，所以價格說到底是市場當事人之間轉讓所有權的交易條件。沒有有效的所有權結構，就不可能有對企業(yè)和消費者都有效的財產權利關系的約束，也就不可能有真正合理的價格體系。

當時企業(yè)搞承包制，也出現(xiàn)了一系列的問題。為了提高利潤多分成，有的承包者采取了殺雞取卵的辦法，設備該維修的也不維修，拼設備；該提折舊的不提折舊，或者少提折舊，把折舊變成利潤，使國有資產流失，企業(yè)的設備造成損害，表現(xiàn)的上繳利潤和財政的增收實際是企業(yè)的存量資產，承包者所得是挖財政的墻角，挖國有資產的墻角。在這種情況下，我就提出，僅僅從所有權和經(jīng)營權的分離的角度，對企業(yè)的經(jīng)營權進行改革已經(jīng)不行了，必須深入到企業(yè)所有權的改革，深入到企業(yè)財產組織形式的改革上來，改革的方向就是實行股份制。

馬國川：您亮出了自己的觀點，雖然看似與1980年提出的股份制一樣，但是此時您已經(jīng)把股份制看成了改革的方向。

厲以寧：名同而實異。1980年是解決問題的手段，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我就明確說實行股份制是改革的方向。

1984年，德國一個稱“五賢人委員會”的訪華代表團，由“五賢人委員會”主席施耐德為首，在會見國務院領導時，國務院領導曾咨詢他們對中國國企改革的建議。德國專家當時沒明確表態(tài)，說研究不夠，等思考成熟再回答這個問題。第二年他們真來了，住在釣魚臺，時任體改委副主任的安志文去談這個事。他們明確提出，發(fā)展股份制是一種好形式，既可以保持國有企業(yè)的國有性質，又有可能避免國企的政企不分積弊，哪怕是國家股份很大，但它的一套操作辦法可避免政企不分的問題。

馬國川：1985～1986年間，當時的政府領導提出“價稅財配套改革”，不少“整體協(xié)調改革”論者參加了改革方案的設計。而您對這個方案明確表示反對。

厲以寧：當時國務院關于價格改革的決定要出臺了，要求放開價格的呼聲很高，國務院主要負責人派國家體改委副主任安志文征求我的意見。我直言：中國經(jīng)濟改革的失敗可能是由于價格改革的失敗，而中國經(jīng)濟改革的成功則必須取決于所有制改革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