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松委員會的每一名成員對所有這些情況了如指掌，這似乎足以使他們把監(jiān)獄系統(tǒng)交給國家政治保衛(wèi)總局管轄。但是，斯大林同樣直接干預了揚松委員會的審議過程。在錯綜復雜的審議過程中，政治局竟然一度改變了委員會原來作出的決定：宣稱它計劃重新收回秘密警察對監(jiān)獄系統(tǒng)的管轄權，然后將其交還給內務人民委員部。這種可能性激怒了斯大林。在一九三○年寫給其親密合作者維亞切斯拉夫?莫洛托夫的一封信中，他痛斥政治局的計劃是“腐朽透頂?shù)摹眱葎杖嗣裎瘑T部所搞的“陰謀”。他指示政治局落實揚松委員會原來的決定，并且撤銷了內務人民委員部。斯大林將集中營交給國家政治保衛(wèi)總局管轄的決定決定了集中營未來的性質。它使集中營脫離了正常的司法監(jiān)督，從而使它們牢牢掌握在秘密警察官僚機構——它起源于超越法律的神秘組織契卡——的手中。

對建立“索洛韋茨基式集中營”的必要性的反復強調也有可能同樣來自斯大林，盡管幾乎沒有過硬的證據(jù)支持這種推測。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樣，索洛韋茨基集中營從來沒有贏利過，不是一九二九年沒有，而是從來都沒有。在一九二八年六月至一九二九年六月這一工作年度，北方專設集中營仍然從國家預算中得到了一百六十萬盧布財政補貼。雖然北方專設集中營可能看上去比地方企業(yè)更有成效，但是，任何懂經(jīng)濟的人都知道，它根本不是公平競爭。例如，使用囚犯的林業(yè)勞改營與正規(guī)的林業(yè)公司相比總是顯得產(chǎn)量更高，這只是因為后者雇用的農民僅僅在無法干農活兒的冬天才來伐木。

然而，索洛韋茨基集中營卻被認為是贏利的——或者說，至少斯大林認為它是贏利的。斯大林還認為，正是由于采用了弗倫克爾的“合理”方法——根據(jù)囚犯的勞動量分配食物并且清除不必要的“累贅”——索洛韋茨基集中營才贏利的。弗倫克爾的方法已經(jīng)得到最高領導層認可的證據(jù)可以根據(jù)結果看出來：這一方法不僅立即在全國范圍內得到推廣，而且弗倫克爾本人還被任命為斯大林時代古拉格的第一個重大工程白海運河建設項目的負責人。對于一名前集中營囚犯來說，這是一個非常高的職位。后來，正如我們將會看到的那樣，由于來自最高層的干預，他受到保護，從而免遭逮捕和可能的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