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下來的兩年里，我每個月都在東莞住一到兩個星期。我認識了一些年輕的姑娘，也碰到過許多跟我說完她們的故事然后消失的打工女孩，就像廣場上我再也沒有見過的那兩個姑娘一樣。她們的冒險精神令人吃驚。如果她們不喜歡一家工廠、某個老板或者同事，她們會頭也不回地跳槽到另一家。她們向我講述過去的經(jīng)歷，有時會跳過在某家工廠的某段時光，因為她們不記得了。老家的父母也不太清楚他們的女兒在忙些什么。生存，對打工女孩來說，是時時刻刻的眼前之事，看起來自由自在，但也煩惱不斷。在城里討生活，意味著切斷她們所熟知的一切。

跟我最親近的幾個姑娘身上有一些共同點： 她們理解她們生活的戲劇性，也知道我為什么想要了解她們。我想她們對我的理解比我想象的更多。我來自美國，上過大學，論教育程度和社會階層，我和她們相隔十萬八千里。但是作為這座城市里的一個單身女人，我知道孤獨是種什么滋味。我也被中國男人欺負過，被警察吼過，被巴士司機騙過。我也有交不交男友的兩難抉擇，也有父母擔心我還是單身。2006年春天當我結(jié)婚的時候，一個最了解我的女孩讓我吃了一驚。“你媽媽一定特別高興，”這是她說的第一句話?！拔矣X得她是個傳統(tǒng)的中國人。”

也許我和這些女孩之間最緊密的關聯(lián)，她們永遠都不知道： 我和她們一樣，背井離鄉(xiāng)。從美國的大學畢業(yè)之后，我去了捷克的布拉格。我在國外住了十五年，每隔一兩年回家看一次父母，就像這些農(nóng)民工一樣。很長一段時間，我抗拒著中國的吸引力。在大學，我回避美籍華人組織，只上過一節(jié)中文課。我主修美國歷史和文學，畢業(yè)論文寫的是美國作家Larry McMurtry的西部小說。在布拉格，我給一份外僑報紙作有關捷克政治社會的報道。1992年的一個冬日，一對中國夫婦拖著箱子在泥濘的人行道旁用普通話向我問路。憋了很長時間，我才恨恨地、用他們的語言給他們指路——仿佛他們在逼我回到一個已經(jīng)甩在身后的世界。

一開始，我對中國的興趣很現(xiàn)實——20世紀90年代初，騰飛的中國經(jīng)濟吸引了全球的關注，能流利地說中文成了我的資本。1993年我去了香港，成為《華爾街日報》的記者，才開始閱讀中國歷史的書籍，終至樂此不疲。對我來說，中國永遠感覺像一場考試，而我卻荒于學習。兩年之后我去了臺灣，那里的人經(jīng)常問我是哪一年“出去”到美國的——他們的潛臺詞仿佛是世界上的每個人都是在中國出生的。后來我去了中國大陸，也經(jīng)常被問到同樣的問題。這就是臺灣和大陸的相似之處，雖然嚴格上來說，這兩個地方直到最近關系才變得融洽些，但是兩者比他們想象的更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