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長谷川天溪的帶有強烈主觀感悟性的文章不同，自然主義的另外一個重要理論家島村抱月的文章，則以冷靜的學理分析見長，在基本觀點上則與長谷川天溪互為補充。島村抱月對“自然主義”這一概念做了廣義的理解，他將自然主義視為19世紀后期歐洲文學主潮的代名詞，將幾乎所有的思潮都以“自然主義”概括之，同時又在此基礎(chǔ)上對自然主義的類型加以劃分，在《今日文壇與新自然主義》（1907）一文中提倡所謂將自然與自我融為一體的“純粹自然主義”；在《文藝上的自然主義》（1908）一文中，與純客觀寫實的“消極的自然主義”相對，更傾向于提倡摻入主觀印象的“積極的自然主義”；在《自然主義的價值》（1908）一文中，認為自然主義的特征是在“外形”（形式）上排斥技巧，內(nèi)容上追求自然真實，“無理想、無解決”。而被自然主義文論家普遍接受的所謂“無解決”論，則是片上天弦在《無解決的文學》（1907）一文首先提出來的，他認為，與當時流行的觀念小說、傾向小說按照習俗道德對作品中提出的問題給以廉價的“解決”相反，自然主義只是對事實加以客觀描寫，而不尋求任何解決，即“無解決”。此后，“無解決”隨即成為自然主義的一個特征性口號與主張，并在長谷川天溪、島村抱月等其他理論家那里得到了進一步闡發(fā)。

除了對自然主義的特征做出日本式的獨特闡釋之外，日本文論家也普遍地將自然主義作為一種總括性、綜合性的文學思潮來看待，例如自然主義評論家相馬御風在《文藝上主客兩體的融合》（1907）一文中認為自然主義是一種世紀末思潮，“19世紀文藝中知識與情感的爭斗、客觀與主觀的背離，即使最終未能得到那么明確的解決，卻在極度的疲憊中，產(chǎn)生了自然主義這一新的巨大思潮……疲勞、無解決、懷疑、自暴自棄，所有的這些都是可以冠于世紀末文藝之上的形容詞，而晚近的自然主義文藝特質(zhì)也正在于此”。他認為自然主義與寫實主義的不同，就在于自然主義泯滅主客兩體的界限，將兩者融合起來，“寫實主義發(fā)展到內(nèi)在觀察就成了自然主義”，這一點也是日本自然主義者的基本共識。而站在自然主義圈外的評論家阿部次郎，對日本自然主義的總括性特征更有著清醒的判斷，他在1910年發(fā)表《不自知的自然主義者》一文，指出了自然主義者試圖囊括一切現(xiàn)代文學思潮流派，“將以往自然主義的無所不包的做法推向極端，把自然主義搞成了現(xiàn)代主義或者廣義浪漫主義的同義詞”，由此而敏銳看出了自然主義的理論困境與矛盾混亂。同年，評論家片山孤村寫了《自然主義脫卻論》，指出“自然主義早已經(jīng)走進了死胡同”，因為“是有許多雜多的思想與情緒混合而成的，它只不過是排舊求新運動的總稱”。